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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对不起,泰戈尔! 
作者:[李建宏] 来源:[环球之声] 2017-04-23

  (▲泰戈尔访华资料照片)

    内容提要:看今日之世界,处于大崩溃前夜的西方邪恶势力正蠢蠢欲动,向东方文明世界发起了更为疯狂的进攻。因此,打破对西方霸权文化妄自菲薄、邯郸学步的思维定势,成了摆在亚洲有识之士面前的一项当务之急。此时此刻,命悬一线的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究竟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能否对泰戈尔及其同志真诚地道一声:对不起!

    1924年4月,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应邀来华讲演。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本应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件盛事的泰戈尔中国之行却在当时的文化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大批知名学者纷纷撰文言词激烈地反对泰戈尔,更有一些激进人士在泰戈尔演讲现场散发传单,甚至有人公然叫嚣着让他这个“来自亡国的奴隶”赶快“滚回去”。那么,贵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泰戈尔究竟对国人做了何等大逆不道之事,以至遭此奇耻大辱呢?

  其实,来华前后泰戈尔始终对中华民族赞誉有加,他称中国人民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人民”。他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曾多次在演讲中充分肯定中华文明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极力褒扬无私与博爱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在中国,你们不是个人利己主义者。你们的社会本身就是你们公有灵魂的创造品”,“你们抱着坚决执著的态度爱这个世界,爱你们周围的物质的东西,……但你们并不把自己的占有物用排斥、垄断的围墙包围起来。”他盛赞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超凡智慧,称中国人“本能地把握住了事物韵律的秘密,不是自然科学中的能力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这是一种伟大的天赋,因为只有上帝才懂得这种秘密”。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道出了中华文化永恒的精神魅力:“你们的古老文明使心灵的土壤变得肥沃。它永恒的人道风格使得属于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显著的人道主义,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丰富,这一文明是不会持续这么久的。”泰戈尔还以先知般的睿智高瞻远瞩地预测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美好前程:“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对于当时国际地位低下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讲,如此温馨动听的话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它本应燃起国人心中那压抑已久的民族自豪感才是。孰料,正是泰戈尔这一番发自内心的称羡之语,竟为他招来了一片讨伐与谩骂之声。泰戈尔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他发表了大量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流行观点相左的言论。泰戈尔做客中国之际,正是西方思想与文化被中国文化界热捧为救世福音与社会样板之时。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粉碎了无力招架的中国文人的文化自信,一时间中国传统文化成了众人眼中民族进步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远道而来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当时的流行主张大唱反调。泰戈尔到达中国的当天就开诚布公地对记者说:“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他数度公开表达了对那些数典忘祖的西化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人:“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实是大误。”正是抱着这样的坚定信念,泰戈尔对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全方位的剖析,将西方文明的丑态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科技救国、工业兴邦成为受西方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赛先生”从此被捧上至高无上的神坛,成为不容置疑的万王之王。然而,泰戈尔却对这种科技至上、科学万能的观点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泰戈尔并不反对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但他在承认科学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又以极具前瞻性的敏锐目光深刻洞悉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局限性:“科学确确实实不是人类的本性,科学仅仅是知识和训练。了解物质世界的规律,并不能改变你的深奧的人性。”泰戈尔不无正确地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种种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亦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相互残杀的能力,增添了人类心灵上的无限痛苦与烦恼,使人们的灵魂“被囚禁于机器巨人的地牢之中”。泰戈尔特别有感于当科学技术被掌握在恶势力集团手中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破坏力:“科学也是真理,它有自己的位置,它的位置应在医治病人当中,应在为生活提供更多的食物,使生活更为安逸当中。但是,当它助长强者压榨弱者,劫掠那些沉睡者时,就是在利用真理达到邪恶的目的”。至此,科学已完全背离了服务人类的初衷,反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沦为一种违反人性的非自然存在:“正是科学的复仇女神主宰着,而不是屈从于人的精神。因为,纯粹科学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力量构成的、抽象的、不具人格的世界。”泰戈尔担心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科学必将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将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善意地提醒日益痴迷于科学的巨大魔力之中的国人,不要因为单纯追求科技发展而丧失了传统道德所孕育的宝贵人性。当古老的亚洲大陆纷纷拜倒在西方科学女神的石榴裙下时,唯有泰戈尔敢于逆流而动,因为他的心中承载着一个更加光明与美好的未来:“试问日下之机械专制时代,果适合于吾人之要求乎?吾敢断言之曰:是不然。文明之发展,绝非到此即为止境者,吾且窥见一较深较广之世界,已显于吾人之眼历中,此世界即所谓神明的境界,其光明较今兹机械专制之世界,且不能以度量计之。”

  泰戈尔进而质疑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观,反对仅仅以机械武器之精良作为区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唯一标尺。先知先觉的泰戈尔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手段与方法,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因此在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时,必须辅之以道德与人伦的考量。他循循善诱地引导人们深入思考科技进步的意义与目的以及人类片面追求科技进步所付出的无谓代价,以免落入科技专制的可怕泥潭:“我们同意承认这种车辆的驾驶乃是进步,而那种进步是文明。假如我们敢进一步发问,无论多么低声下气:趋向什么东西进步?为谁进步?’……有一股呼声已在催促着我们,不仅应该注意那车辆在科学方面的完美,也应注意那橫在路上的水沟深度。”泰戈尔坚定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并不能掩盖西方文明在精神道德方面的缺失,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猛烈抨击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纯物质文明,是一种极具破坏性本质的伪文明。由于这种所谓的文明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如果人们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而盲目追随,必将贻害无穷。泰戈尔在题为《巨人统治及扑灭巨人》的演讲中深入批判了西方物质文明这一“巨人”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胁,并客观指出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对于那些盲从西方的所谓新潮人士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此种缺乏精神生活之文明,羽毛虽美,而内容则极为腐败,徒足为人类之害,……故彼等咸抱一种野心,日惟以如何塑造大机器又如何用此机器以从事侵略为事。彼等对于率机器以食人之残酷行为,初不自知其非,且庞然自大,自以为己乃一大人焉。”泰戈尔深信,倚赖现代科技优势所制造的先进武器只能使西方人横行于一时,只有道德教化与人文关怀才是人类文明之真谛与社会长治久安之策。

  泰戈尔进一步挑战西方在人类社会中的文明地位,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暴力而非爱心基础之上的社会,西方文明是一种野蛮功利的不人道的文明,西方所奉行的是不折不扣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强凌弱的道德准则,“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泰戈尔异常尖锐地指出自私与残暴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西方人的血液,成为西方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已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一心只想表现自己。......它的旗帜上写着一个‘我’字,它的信条是‘强者为王’。它在世界上歌颂身着鲜血染红的衣衫、手执武器的暴力之神;暴力之神的座骑是无数的商品、机器和物质。”在这种排他性极强的自利与自恋的文明之下,西方人过着压榨与奴役弱势种族的寄生生活,他们“依靠别人繁荣兴旺,却不让别人得到它的好处,这就宣判了它本身在道义上的死刑。”泰戈尔在日本演讲时也不忘揭露西方文明的反人类本质:“欧罗巴文明系一部破坏机,不是吞食其势力所侵的生民,便是放逐抑或灭绝那些阻止其入侵的种族。这实在是一个食人族的文明,这实在是一个压迫弱者,建筑在牺牲弱者之上以自肥的文明。它到处制造嫉妒与憎恶,然后又制造了虚无。这是科学文明,不是人道文明。”即使是在西方人面前泰戈尔也毫不顾忌自己对西方文明的深恶痛绝。他在德国就“东西方文明问题”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说:“欧洲人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之自私民族,只有外部的物质生活,而无内部的精神生活,而且妄自尊大,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最高之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

  在西方物质文明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时代,泰戈尔清醒地认识到东方文明在精神与道德方面的优越性,义无反顾地充当了东方文明的守护神。他强烈反对亚洲国家不加分析判断地一味效仿西方:“我们东方人从來不曾尊敬过那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也不尊敬那满口谎言的外交官,只尊敬那精神方面的领袖。……我们不要在竞争方面,自私方面,残忍方面,跟着西方的屁股跑。”访华期间泰戈尔遗憾地发现西方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毒素已经侵入中国社会健康的肌体,他对此深感痛心疾首:“余来上海,在城市里未曾得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奈诚深以为憾。......中国文化正因物质文明而被创。”鉴于中华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凶猛攻势下“濒于危险境地,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泰戈尔在上海所做的题为《东方文明的危机》的演讲中指出东方人狂热追捧西方乃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之举:“物质主义的侵入,我们诚然不能抵抗,可是如果我们迷信他,甘愿将活的精神,埋没了去换死的空壳的物质,又哪里值得呢?”他认为“要晓得幸福便是灵魂的势力的伸张,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他一再警告国人只有牢牢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不被西方邪恶力量所吞噬,从而承担起民族复兴以至拯救人类的大任。泰戈尔热切希望中国和印度能够联手弘扬东方传统文化,为人类探索出一条健康和平的发展模式,将人类从西方所主导的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拯救出来,带领人类迈向和谐、友爱与幸福的康庄大道,使整个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

  正是因为这些在当时不合时宜的言论,使得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不和谐音符。从民族独立与富国强兵等现实政治需要出发,主张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展开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在这些对西方认识肤浅的批评者眼里,泰戈尔反对学习西方就是阻碍社会进步,推崇东方文明就是宣扬陈腐、落后与反动的封建糟粕,泰戈尔因此被视作千方百计为落后制度和腐朽文化大唱赞歌的时代落伍者。

  对于扑面而来的激烈批评,泰戈尔深感意外。在种种压力之下,不得不提前结束访问。泰戈尔在上海发表告别演说时不无伤感地说道:“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你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但是,即使是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泰戈尔仍念念不忘自己访华的初衷,他尊尊告诫国人:“我甚至听说,有的人反对我来华,因为这会抑制你们对西方的进步和力量的特殊热情。……我在此提醒你们:那些让你们依赖物质力量强国的人,他们既不通晓历史,也不懂得文明。依仗力量是野蛮时期的特征,寄信于此的国家不是被摧毁,就是还处于蛮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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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时与徐志摩、林徽因在一起

    为泰戈尔充当翻译的徐志摩有感于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不辞辛苦地远道而来,却受辱失望而去,忿而撰文为他打抱不平,称那些指责泰戈尔抱残守缺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

  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评价是十分客观与中肯的。作为一个具有开阔文化视野的国际主义者,泰戈尔既非食古不化也非一意排外,他对西方文化侵略的抗争乃是基于他对西方文明本质的深刻洞察,而这一点却恰恰是他的批评者所无法领会的。他曾坦言:“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他用心良苦地向人们详细解释自己的立场:“世人常谓余排斥西方物质文明,其实不然。西方之科学实为无价之宝库,吾跻正多师承之处,万无鄙视之理。特其物质的财富之价值或不如精神的财富之永久,故有轻重永暂之差,无可否之别也。”遗憾的是,终其有生之年曲高和寡的泰戈尔终究没能赢得国人的理解与共鸣。泰戈尔在中国所遭受的无礼待遇,也正是一切致力于思想启蒙与人类救赎的先知先觉者至今仍然面对的困境。

  看今日之世界,处于大崩溃前夜的西方邪恶势力正蠢蠢欲动,向东方文明世界发起了更为疯狂的进攻。因此,打破对西方霸权文化妄自菲薄、邯郸学步的思维定势,成了摆在亚洲有识之士面前的一项当务之急。此时此刻,命悬一线的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究竟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能否对泰戈尔及其同志真诚地道一声:对不起!

  (文章来源:环球之声 2017.04.20  作者李建宏,环球之音时代智库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旅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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