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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塘约道路 
作者:[王宏甲] 来源:[《人民文学》2017年第一期] 2017-03-20

贵州安顺市平坝塘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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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约道路》书影

编者按:王宏甲,1953年生于福建省,当代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其新著《塘约道路》一书描写了贵州省贫困的小山村塘约村在2014年遭受洪水之后,全村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重新发展集体经济,终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此书由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一期亦加刊发。

海,昨天退去。

出现在眼前的山,从天上俯瞰,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曾经在这里做游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

这里的山,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山”与“山”之间游弋,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

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时候出生。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这里是贵州。我没有想过,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但是,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一)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二〇一五年以来,有关“很多企业关门了”的说法就多起来,今年更见有文章说“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有人说,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还有人描述道:“别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资。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还有千百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在这些说法中,失业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波及各类房租上扬,地下室也不例外。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录用他们吗?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

农民工回乡了。

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这些年,政府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现在,他们也回来了。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农民工回来了,还是这片天空,还是这片土地。不少人的地转让给别人种了,或撂荒了。现在干什么,日子怎么过?

多年前,我到洛水上游采访,看到许多“空壳村”,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外出打工如考研,既学本领又赚钱”。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

曾经面对“空壳村”,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现在村民们回来了,党支部能怎样?村支两委能带领村民重建家园吗?

今年,我五次去到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这里前年还是个“榜上有名”的贫困村。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看到最醒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穷则思变。

他们确实在变。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全村抱团发展,走集体化的道路,变化和成效皆惊人。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二)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三千三百多人口,劳动力一千四百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一千一百多人,青壮年几乎全走了。这是个典型的“空壳村”。

白纸厂寨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洪水半夜来了,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二牛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就听见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天已微亮,水从后山涌进寨子,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

“别搬了,快往山上撤!”他大声喊道。

几乎没人听他的。

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这家夫妻都是智障,还有个小孩。夫妻俩站在水里发愣。他说:“走啊!”

男的说:“外面下雨!”

他喝道:“屋子会倒啊!”他不听他们说什么了,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

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他们把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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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之前的塘约村

瓢泼大雨还在下。滔滔洪水把衣服、鞋子、灶具、家具、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快六点时,水更大了,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人们说他是“游泳出来的”。老人从水里被拉上来,搀扶上山。这时二牛看到,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险。

天亮了,部分房屋倒了。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一片汪洋般的混浊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九个村都有危房。

二牛姓左,大名文学,这年四十三岁,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是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也毁了,路也毁了。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园,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受灾的不仅是塘约村。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有两区一县,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场暴雨,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

六月五日,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一问,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是义务帮忙。

“村书记呢?”周建琨问。

“也在帮人修房。”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

几个妇女围住周建琨哭诉:“啥都没了,粮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

周建琨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路没了,她们下地干啥都难。周建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忽然很感动,她们不是要粮要钱,而是说修路。

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村支书左文学来了,浑身沾着泥浆,两眼通红,像一匹狼。

左文学回顾,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

周书记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愣着,心想什么都没了,前途在哪儿?

周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

左文学还是愣着。

“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书记又说,“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

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不管怎么讲,你要记住,”周书记说,“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左文学告诉我,就在这天,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这句话。周书记说:“妇女讲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行不行?”

左文学说:“行。”

周书记接着说:“要致富,你要有思路,有魄力,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你想想怎么干,我下次来,你给我讲。”

左文学告诉我:“那天,周书记走后,我哭了。我一个人,躲起来哭得忍不住。”

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看到了前途。”左文学告诉我,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困难到底了,大家才重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三) 左二牛的奋斗史

左文学这天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桶里热水齐腰深,他泡在桶里想往事想前途。

左文学做过文学梦,可是,读完高中回乡,父亲说,种地吧!家有九亩地,种粮,有饭吃,没钱。年底结婚了,要养家,他必须出去打工。这是一九九一年初春。他这时的梦想,是赚了钱回来到县城开个大超市。

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叫他二牛。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同学都喜欢跟他玩。现在他是跟人出去的,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屋装修。

“做电工,现学的。”他读过物理,很快学会做电工,但渐渐感到“这不是一条路”。

打工半年多,他带回一千多块钱。

当然也带回来见识。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他想,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也能在冬天种蔬菜,还能养羊、养猪、养鸡……回到家乡想搞大棚,没资金。他决定种药材,到信用社贷款五百元,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桔梗、独角莲……回来,播种,搞了两个月,失败了。

决心养猪。最多时养了六十头猪,那时他家前后左右都是猪圈。他还到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碾米机、磨粉机、压面机,在家里搞了个粮食加工厂。给村民加工米,对方把糠给他。加工小麦,做成面条,加工费就是糠和麦麸。他逐渐存下了六七万元,被寨子里的人认为是个能人。

养猪前五年是赚钱的,第六年养得最多,一下就亏了。他说:“改革放开了农民手脚,确实没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可以放手去干了。但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

不甘心,决定养牛,养了三十头母牛、六头公牛。在整个平坝县(后来改成平坝区)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他越来越明白,养猪养牛,都得用头脑养。他发现一群牛中必有一个头牛,众牛都会围绕着它。于是给它脖子上系铃铛,别的牛四处吃草时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五十米。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

养牛得去放牛,他每天带两样东西:雨具和书。他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彭万师曾对同学们说,你们一生中一定要看看《古文观止》。现在有时间了,他就买来读,读得津津有味。

二〇〇〇年换届,左文学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

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

儿媳问:“咋支持?”

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

儿媳说可以。

父亲再问二牛什么态度。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能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儿事,是福气啊!”

左文学的父亲叫左俊榆,当了三十八年的村支书。

第四天,二牛把牛全部卖了,开始当村主任。这年他入了党,二〇〇二年底任村党支书。

塘约村有条河叫塘耀河,河上有座桥,近三十米长,桥面只有一米宽。小孩上学,四个寨子的村民进出都靠此桥。桥面临水很低,雨下大点儿,一涨水就把桥淹了,人就过不去了。生产队散伙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这座桥听凭水淹水落,几十年无可奈何。二牛决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桥。找上级支持,县里给了六万元,只修了三个桥墩,钱用完了。

桥面没钱做,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临时的桥面。又去找了三个煤厂的老板化缘,又发动村民捐钱、出工出力,总算把桥建起来了。左文学想,一定要让后代记住这些拿自己的钱做公益事业的人,于是在桥头立了一块“功德碑”,碑上刻着一副对联:众手绘出千秋业,一桥沟通万民心。

当地有煤炭资源,左文学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给村里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没有启动资金,也怕办砸了,不好给全村人交差。直到今天,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

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感到有重大的事要发生了。他爬出来,开始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一个政府,若无资产就无法管理社会。村是一个小社会,怎么能没有集体资产?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修桥或办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四) 塘约村的十一人干部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晚,“村支两委”十一位成员齐聚村委楼。小楼还是改革开放前夕生产大队那时盖的,如今已破旧不堪,屋顶滴滴答答漏雨。

“今天周书记问我: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左文学直接点明了会议主题。

合作社已不是新话题。早先沿海地区出现的那种大户承包,也有外面的老板来承包,雇农民干,种菜的、种果的、养鸡的……这类“专业合作社”,如今贵州也有很多。可是塘约村没有大户,没有谁承包得起。现在路坏了,田坏了,更没有外面的老板来包了。

“我们要成立怎样的合作社?”此刻,这是大家的问题。

“我想好了。”左文学说,“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这可以吗?”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穷!这是会上讨论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曹友明等年长的村委说,他们童年时的村庄穷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真的,”曹友明说,“我小时候还盖过秧被。”

“啥是秧被?”我问。

“就是把插秧剩下的秧苗洗净晒干,用上面绿的编织,下面白的根须软软的,可以贴身。”

我在他们新建的办公楼里试图找回那个夜晚的声音。他们告诉我,家家都有织土布的织布机,穿自己织的土布衣,住茅屋。结婚,“一套新衣一尺红布”,这一套里没有内衣内裤,一尺红布用来盖头。生孩子,烧热水,用剪刀在火里烧一烧剪脐带。没剪刀的用瓷片。没有草纸,孩子生在灰堆里,烧得干干净净的草木灰。

“生病了怎么办?”

“请土郎中。用针刺放血,取老烟斗里的烟油烟垢抹上。拔草药煎喝,用生姜擦太阳穴。”

“大病怎么办?”

“没办法,只有死。”曹友明说这话时很平静。

我接着问,那时候,用钱,从哪里来?

他们说,背柴去城里卖。当地还有煤,背煤去卖。山地坡度大,只能背,去县城要走三个小时。当地有一种土,黏性高,可以烧制砂锅,拿去城里卖。

点灯?点不起。逢年过节,有客人来,办红白喜事才点灯。黑夜很长,没有火柴,用蒿草晒干搓成细绳,山里有一种黑石头,铁匠铺能买到一种小铁片,用这三样东西打出明火。一九五〇年塘约村有了火柴,叫“洋火”,两分钱一盒,家家户户都买得起了……

回到二〇一四年这个夜晚。天上还下着雨,屋顶滴滴答答地漏着,会议室里的讨论在继续。

左文学说:“强强联合,可以使富的更富。强弱联合,强的帮弱的,才能同步小康。这道理是明白的。问题是,你是较强的,你愿不愿意跟弱的联合?”

“可是,你强吗?”有人这样问。大家都听懂了,这是问在座的每个村委委员。

在这漏雨的小楼里开会的十一个委员,一般说,都被村民们看作是村里的能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有打工的奋斗史。村主任彭远科曾经到浙江慈溪打工四年。他们几乎一致的体会是,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你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来。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村里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的,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左文学最深的体会是:“单打独斗没出路。”

他们谈到,离乡去打工,你的农民身份就是束缚。青壮年都走了,本村落后的环境缺少人去改造,留在村里耕种的妇女、老人很辛苦,收获很少。

仿佛是一种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夜晚苏醒,村委委员们都激动起来了。

左文学讲自己是在浴桶里想啊想,想明白了:“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什么叫调整产业结构?左文学展开来说,村里出去打工的人里面,搞建筑、跑运输的很多,分散了都看不见。我们可以把回来的人组织起来,搞建筑公司、运输公司。

这两步,怎么去实现?他说:“我看到有个‘流转’的说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说的,农民有承包地经营权,这个经营权可以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说到这里,左文学加大了声音:“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你们看,行不行?”

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我想过了,”左文学说,“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

作为过来人,大家都深有体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生产队解体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不村,组不组,家不家。

“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村委们都这样认为,并很快转为积极出主意。有人说,我们干部带头,先去做贫困户的工作,这事就容易做起来。有人提议,先成立一个老年协会,去做老年人的工作。村里多是老年人,看重土地,还在种地的也多是老年人。先把老年人团结起来,很重要。这个建议被大家一致认可。

曹友明被推举为老年协会会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大队会计,还当过平坝信用联社营业部主任,退休后就被左文学请来当“军师”,是塘约村最年长的超龄干部。

左文学肯定了干部带头的意义,接着说:“这件大事还是要村民来定。”

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定的最后一条写着:“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他从笔记本里把他抄下来的话念给大家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会议最后决定:明后两天做准备工作,第三天上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塘约村合作社,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一事,进行公决。

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提出同步小康,旨在二〇二〇年贵州省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不拖后腿。在塘约村表现为,要同步小康就必须把单家独户的农民从零散的地块里解放出来,实行规模经营、多种经营。这里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在信息时代,仅靠传统农业方式已无法承载农民生计,真正的贫困已日益表现为旧有生产方式的束缚,在改革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五) 村民的选择

老年协会是塘约村最年轻的一个组织,因为它刚刚成立。

“塘约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六百二十人。”曹友明说。

采访中我得知,塘约村的老人也多是打过工的,三十多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曾是打工仔、打工妹。那时候,山里父母还多是让男孩在家乡成家立业,被推向市场的多是女孩。一趟趟“盲流专列”把乡下人如集团军般拉到南国的劳务市场,火车到站,汽笛声响得让人心慌。

那以后月尾节初,有打工族的地方,邮局就挤满了他们的身影。把流水线上的劳动所得变成汇款单,寄往贫穷的家乡,被家乡人戏称为“外汇”。谁能说他们没有过青春梦想?可是几十年过去,把汗水洒在东部的许多城市,他们回来了。每个人都比从前更知道哪里是自己真正的家乡。

先去做老人的工作,不是因为难,而是更容易。曹友明喜读古典,他说这符合老子说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从村支两委开过会议的第二天开始,村干部就分头工作。老人协会也开始紧张工作。村民代表怎么产生?每十五户人选一个代表,原则就是:你相信谁就选谁。

二〇一四年六月八日上午,出太阳了。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十个自然村寨的村民代表,集中到塘约村本部开大会。

会议开始,先由左文学向大家报告,我们村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办怎样的合作社。他说,把土地集中后就能统一规划,组建农业生产、养殖、建筑、运输、加工等专业队,将来发展成专业公司。妇女也要组织起来,开展适合妇女的创业。男女都可以在各专业队上班,按月领取工资。另外,村民入股到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按每亩一年的约定价领取资产性底线收入,年底还能分红。

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

左文学说,洪水把村路冲坏了,是按老路修,还是拓宽修好一点儿呢?我们想修一条把塘约十个村都连起来的“环村路”!这就要经过一部分人的承包地。如果土地转到合作社,这事就比较好办了。还有一部分田地被水冲毁了,不管冲了谁的,要修复都很难。土地转到合作社后,修复就是集体的事了。

怎样才叫入社?

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简单的报名参加。前提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自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合作社,这个“转”,上面的专家给取了个新名词叫“流转”。大家记住,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也就是“入股”到合作社,也就是入社了。

左文学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左文学讲得明白易懂,一讲完,会场就像开了锅。

最后对是否同意成立塘约村合作社投票公决,参会代表八十六人,全票通过。

土地确权流转,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要对村民承包地重新丈量,登记存档,张榜公示,接受全体村民监督。最后由政府颁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简称“土地确权”。

但是,我这样描述,是远远不够的。

渐渐地,先前也曾耳闻目睹的事,现在以不同的情势在眼前呈现,我问自己:难道没有看见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名目繁多的各种“开发区”几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已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热”,很多农民成为“无地农民”……这是与我们这些非农民无关的事吗?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下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公告说,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粮食安全,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会议把这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定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

为什么必须守住这条底线?

中国有近十四亿人口,以十八亿亩耕地为底线,人均耕地是一亩二分多。目前中国粮食平均亩产约三百二十公斤,按此计算,一亩二分多耕地的粮食产量约三百八十公斤。以一般人均粮食三百七十公斤计算,十八亿亩耕地也就是中国人的“口粮田”。这条底线一旦破除,大量耕地势必被强势资本圈占,中国的粮食生产就不可能做到自给。

国内外都有人竭力促使中国取消这条耕地红线,论述“在中国种粮不如向国外买粮”。然而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若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再看二〇一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定要守住三条底线。

第一条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第二条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其含义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巩固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

第三条仍是要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守住这些底线?因为这些底线不断遭到国内外资本的挑战。

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的承包地只是得到经营权,这种从承包政策中得到的经营权并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代表着集体”的权力出卖了,名义多是政府征用、发展需要用地,然后转卖到了地产开发商手里。农民拿到一笔钱后,那本属于他经营的土地就不复存在了,也永远失掉了本属于他的土地经营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在土地方面积攒了不少问题,如增加人口不增土地、死亡人口不减土地等。在侵害土地集体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被概括为“四地”问题:一是违约用地,二是违规占地,三是非法卖地,四是暴力征地。

塘约村或因地方穷而偏僻,尚无房地产商涉足,没有非法卖地,也没有暴力征地,但塘约村有违约用地和违规占地。

违约用地,指承包人没有按照责任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致使土地荒废、农田设施毁坏、土地用途改变等。

塘约村土地撂荒达到百分之三十,这就是没有履行承包职责的违约行为。

由于土地的所有权是农村集体所有,村集体是有权收回撂荒土地的。如果这么做了,在塘约人看来,这是重视土地而忽视人。

村集体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土地确权中,对撂荒的土地丈量后依然确权给承包人,再由承包人自己选择——如何使用确权颁证后的承包地经营权。此举,深得塘约村民之心。这百分之三十撂荒的土地,确权后全部流转到村合作社。

如此,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无疑巩固了集体所有制,也保障了每一户村民的承包地经营权,维护了全体村民的利益。

但是,我这样叙述,仍然是不够的。

当今的“确权”和“流转”,出现在我国深化改革的“现在进行时”,与之有关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更不只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当今的专业大户、外来资本,也盯着农村土地确权,也可以成为农村资产“确权”后的“流转”对象。而且,他们比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更有资本购买“确权”后的种种权益。

至此我看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关键。农民一旦把承包地确权后的经营权出卖给大户或外来老板,农民自身就丧失了对承包地的经营权,就只剩下打工的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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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塘约村


今天塘约村民的道路中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知道参加合作社后,可以选择在农业生产专业队干,还是选择去建筑队或者运输队。他们还知道,将由自己来选举他们的专业队长。如果他们的队长不称职,或者不能领导着大家完成订立的指标,他们的队长是会被罢免的。

现在说塘约村的土地流转中心,由曹友明挂帅。

具体操作时,有些村民还是有顾虑的。如果一一去动员,则工作量巨大,去动员的干部也不一定都能讲得准确,于是由曹友明执笔,最初是以村支两委的名义(后来也以土地流转中心的名义)给全体村民写信,印刷了发到各家各户。类似的信,后来多次在塘约村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

我感觉这种工作方法,带着曹友明这位乡村知识分子的做事风格。他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会识字的人,把信发到户,与每一户人好好沟通,这是个节约人力的好办法。

他还说:“村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每一户村民都要知情。他们可以慢慢看,看了想,想了再看,就都明白了。”

我看到这封信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全体村民:

自六月三日、七月十六日两次特大洪灾以来,本村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市委周书记多次组织工作组到塘约考察调研并指示:“要使塘约村民富裕起来,必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去从事第二三产业,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指外出打工的回乡),从而激活农村经济,推动美丽塘约建设的加快发展,实现‘双赢’的目的。”

传统农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须把土地流转集中使用。鼓励村民用土地作价入股,把身份转变为合作社社员……

我在他们的方法中,感到了村领导集体与村民沟通的意义。在这封信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流转,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乡村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单纯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家乡的发展。

同时,我还得知,干部带头把土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也很重要。

具体丈量土地,先用仪器测量,再用土办法量一次,直到两种方法测量的结果基本一致。

曹友明介绍说,按老子讲“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这件事也做得很仔细。我听着他的说法,心里想,民以食为天,这真是天下大事。他说合作社起步之初,缺集体经济,老人协会成员协助做了很多工作,是义务的。

“他们被称为‘老人志愿者’。”曹友明说。

土地承包制三十多年了,土地上也积下了不少纠纷,原因五花八门。如果是有纠纷的地界,“老人志愿者”就会去指定地界做裁判。土地确权历时十个月,他们始终与相关农户到地头指定地界,协助丈量,并在亩数确认后协助村里与农户签约、按手印等。

我渐渐发现,这个老年协会是塘约村当今一个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组织,他们的核心成员有十六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发挥余热”,他们在少年时天天听“社会主义好”的广播长大,说这些“老人志愿者”身上活跃着“社会主义的因素”是不过分的。他们期望用自己此生尚存的力气,使第二代、第三代有更好的家园,这是他们的内在动力。我甚至感到,他们内心有这一代老年人悲壮的情怀!

建国以来,塘约村一切激动人心的变化几乎都与组织起来有关。塘约村前还有一条河叫洗布河,早先只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沟,下大雨就要淹没周边的大片田地。一九七五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靠集体的力量开掘成一条小河,最宽处有八米,就在塘约地势最低的白纸厂寨旁边。由于这条河还是太小,二〇一四年大洪水来的时候,无法起到泄洪作用。村里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后,为了保障这片土地久远的安全,他们把河道拓宽到三十米,还修筑了两岸的防洪堤。

他们说:“这是一条生态河。”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说:“堤上种树种花草,河里有鱼有虾。”

与此同时,靠集体力量,他们还进一步疏通塘耀河道,也修筑了两岸的防洪堤坝。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塘耀河,已是一条河面达三十五米宽的家乡河。

“这次拓宽洗布河,全体村民一起干,用二十二天就修好了。”左文学说。

大洪水后,安顺市政府出材料费,村民出工出力,修建了连接起十个村寨的硬面环村路。这条环村路有十六公里,它的修成,使村民们切实地感到十个分散的村寨是一个整体,同时重新体会到,大家都肯为公益事业出点儿力,村庄就会出现奇迹。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一千五百七十二点五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四千八百六十二亩。

没错,多出了三千二百八十九点五亩。

这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二〇一六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对照一下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流转,塘约人自己都没有想到,每一户人的承包地都比从前多出一倍以上,确权后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资产性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越到后来,希望流转入股到合作社的积极性越高。”左文学说,“之前,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塘约全村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撂荒。荒在那儿什么收入也没有,流转入股了就有收入,在外打工的也回来把土地流转入股了,谁也不想落下。”

曹友明说:“后面流转的都看到好处了。当他们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坎界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儿跟土改时分到土地也差不多。”

他们说的“田坎”,就是江南农民说的田埂,全体村民的承包地全部流转入股到村合作社。

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是在三十多年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改革,是中国农民再一次选择命运、选择前途、选择生活、选择同步小康的发展方向。

(六) 重新组织起来

左文学说的“第二步”,就是土地集中后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负责组建合作社各专业队的村干部叫丁振桐,三十二岁,他中专毕业后到江苏打过五年工。

合作社组建各个专业队,村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愿望,选择参加哪个专业队。专业队由大家选队长,报村支两委认定。

农业生产团队有四个组,领导人称班长。四个班长分别是罗光辉、李从祥、肖红、张贵方,他们都是外出打工回来的。

四十五岁的罗光辉被选为种地的班长,他重视精耕细作,用拖拉机耕地,别人耕两遍,他耕三遍。他还把工厂里的标准化生产运用到农地里,如此就把个人的优势传播到众人的劳作中。在他的带领下,一亩地产出辣椒七八千斤,去年一斤辣椒卖一块二,一亩收入就达到万元了。之后还能种一季小白菜,一亩收入三四千元。

“过去主要是种水稻和玉米,一亩田种下来,除去成本,大小季合起来最好的也不到五百元。”他们说的大小季,大季指水稻,小季指水稻收割后还可以种一季别的作物。

四个生产种植组共八十人,季节性用工(如采摘时)可用到三百多人。

“目前,”左文学说,“合作社农业团队的主力军还是妇女,人数占到八成。”

一个妇女在水田劳作一天一百元报酬,作旱地一天八十元。一个月有四个休息日,最低月工资两千四百元。出勤二十六天算一个月。不满二十六天,按天扣工资;超过,按天付加班工资。按月付薪。

班长罗光辉的年薪五万元。如果完不成预订产值,扣年薪;超过了,超产部分百分之三十归他,百分之七十归合作社。归合作社的部分,年终全社分红,百分之四十给农户,百分之三十归合作社,百分之二十提留公积金,百分之十提留村委会用于办公。所定产值,是能够保障团队支付基本工资的费用。

罗光辉因种植业绩突出,很快被推举为合作社的农业社长。这里,四个组不存在竞争,而是可以互相学习,互传经验,资源共享,共同向外开发市场,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

合作社成立一年多,这个以妇女为主力的农业团队,把先前所有撂荒的土地都种上了,其中种植了精品水果一千二百五十亩、浅水莲藕一百五十亩、绿化苗木六百一十二亩,还建成四百亩用农家肥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这蔬菜,专供城里的学校食堂。所有这些,都是以前单打独斗不可想象的。

选择参加建筑队的也有不少妇女。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去世。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家里只有一亩五分承包地,没法维持生活。那年她三十五岁,没有改嫁,把地种上,就去附近建房子的地方做小工挣钱养家。

“你家怎么只有一亩五分地?”黄海燕问。

黄海燕是平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在塘约村采访,对当地有些方言听不懂时她就给我翻译。

王学英是从外村嫁过来的媳妇,她和孩子都没有地,这一亩五分地是她丈夫的承包地。而三十多年前,这地最初的承包人也不是她丈夫,是她丈夫的父亲。后来,做父亲的把承包地分给几个长大的儿子,她丈夫就只分得一亩五分。

为了攒钱还债,在丈夫去世后,她自己和四个孩子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都是亲戚邻居送的。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缝缝补补,直到不能再穿。没有给孩子做过一个生日。过年,孩子也没有得过一分压岁钱。人家说她“省”,她说她不是“省”,没有东西可“省”。

孩子的爸爸去世后,最小的儿子只有两岁,他要爸爸,母亲就告诉他,爸爸去打工了。一次儿子发高烧几天不退,她害怕了,背着儿子到五公里外的乐平镇去看病。在镇医院输完液,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出了镇子,路上就没有行人了。

她背不动儿子了,这时的儿子快三岁了,她只好把儿子放下来,牵着儿子的手走。幸好天上有月光,走了一会儿,儿子突然说:“妈妈,我怕,你打电话叫爸爸来接我们吧!”

她心里一颤,泪水流下来,又把儿子抱起来走。她是有个老手机,也是别人换新手机时把不用的送给她,她有这手机联系做工就方便了些。现在她对儿子说:“你爸爸的电话打不通。”

她说丈夫去世后,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到过她家里做客。世上有很多人,可她经常感到只有她一个人。多少年了,她都是半夜睡,天蒙蒙亮就起。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最怕孩子生病。孩子把她抱得紧紧的,然后她跟孩子一起哭,哭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忽然,听说村里要成立合作社了,她是谷掰寨头一个报名参加合作社的。又听说合作社要成立建筑队,妇女也可以报名,她又是头一个报名的。大家也都知道,她这些年尽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大洪水后,平坝区区委书记芦忠于到村里扶贫,看望了王学英和她的孩子,非常感动:“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坚持把四个孩子抚养大,每个孩子都供去读书,还把债还了。”

洪水把她家那又小又破的土房子泡得没法住了,政府拨款帮扶她建新房,合作社的建筑队承建。她就是建筑队的一员,建她的房子,她是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一百二十元。

但是,王学英没要。她说:“这是给我盖房子,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怎么还能拿工资呢?”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

她听不懂什么是精准扶贫。

黄海燕告诉她,“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提出来的,二〇一四年三月在两会期间再次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要“重点施策”。这项政策刚刚落地,你就享受到了,是你的福气。王学英这才有点儿明白了。

但由于这件好事是跟合作社成立一起来的,她总觉得这件事跟合作社有关。现在她心里就是感到合作社是她的靠山。自从加入合作社建筑队后,她不用自己东奔西颠去找小工干,有建筑队安排,她有了稳定的工作,欠人的钱很快就还清了。

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采访中我还得知,因贫困还欠着债的,村里有个说法叫“债民”,塘约村有百分之三十的“债民”。

左文学告诉我:“他们,都是最拥护成立合作社的。”

原因就在于,他们平日在困境中比别人更体验着孤独无助,现在也更感到合作社是他们的靠山。

合作社建筑队总队长叫彭德明,今年六十六岁。多年来,他一直在本县内做工程,石工、泥水工、木工都会做。人民公社时期,他当过大队出纳、保管员,土地承包制后当过村委会副主任,有管理能力,有公信度,大家就选他。

彭德明介绍说:“搞建筑,一般两个主工,需要一个副工,副工主要是妇女。”

讲到妇女,我想知道作为副工的妇女主要承担什么。彭德明说:“副工搅拌灰沙,把砖放到提升机里,运上脚手架。有集体,能安排,妇女就有活儿干。”

他还说:“我们建筑队,主工每天工资三百元,副工一百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以此算来,作为副工的妇女,月薪至少可拿到三千六百元。

“也有妇女是做主工的。”左文学说,三十岁的王桥仙就很出名,远近的人家都喜欢她粉刷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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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进塘约村

建筑总队下面有十二个队,共二百八十六人,分水泥工、粉刷工、石匠、水电安装、室内装潢等工种,其中妇女近百人。

合作社运输队的队长叫刘尧光,他的父亲刘仁全当兵时学会驾驶,退伍回乡后开拖拉机,后来买车跑运输。刘尧光十来岁就跟着父亲在车上跑,很早就学会了开车。

运输队有四十多人,六成以上是打工回来的。土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后,合作社出面担保给农户贷款,没车的可以用贷款买大货车或中型车。现在运输队有四五十辆车。开大型车的每月收入三万元左右,开中型车有一万多元,没出车的日子还可以做别的工。

就在他们投票公决后不久,塘约村合作社把老队部的旧楼拆了,盖成一座更大的新楼。这新楼就是他们自己的建筑队和运输队合力的“作品”。

他们说合作社是全体村民的总部,村民的大家庭,要有一个有号召力的新形象。这座楼里有一个“道德讲堂”,不仅讲孝道,也讲科学养殖等。我看到来听讲座的男女老少都有,热闹得让我恍若置身于某个电影中农会的场景。

二〇一五年四月,塘约村的运输队正式成为运输公司;建筑队成为建筑公司,注册资金八百万元;还建立了一个水务管理工程公司,把全村自来水、提灌站集中起来管理,注册资金九百万元。

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塘约村成立合作社后,第二步就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前,土地的产出率不高,商品率更低,现在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这无疑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然而产业结构调整是从组织生产的技术层面去说的,深刻的原因还是把全体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才有如上所见崭新的劳动生活。现在,塘约村支两委更加认定自身的责任和意义,进而知道,就在这乡土里还有更多农村资产需要确权,并落实到集体和每一个村民。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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