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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一至三) 
作者:[张文木] 来源:[新思读书会群2015-12-05] 2017-03-13

作者说明:本文初稿于2012年,以《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为题刊发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此后,随学习心得的不断深入,笔者对本文多次修订,本文是2015年进行的最新修订。

目录 

  一、国家统一

  二、军队建设

  三、国家利益

  四、地缘政治

  五、国际战略和策略

  六、抗战统一战线

  七、社会主义

  八、工农联盟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十、实事求是

  十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并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事实上,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国家统一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战”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有1个掉了脑袋,于是大家就抛弃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学思辨”,迅速选择了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事实上,在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也面临着巨大风险。1949年2月23日苏联已有情报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4月17日,有情报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干涉”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原子战争。对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经历核打击灾难后的毛泽东已有远高于斯大林的见解。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这时的毛泽东对让全世界惊骇的原子弹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说的)“不怕”,简直是蔑视!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有比较才有鉴别。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说“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受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和担当,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与原子结构及其稳定的力学的原理一样,东亚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明乎此,也就不难认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及亚洲和平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二、军队建设

学习毛泽东,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却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问题,即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没有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我们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的军事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地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是,与资产阶级比如普鲁士式的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原则不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它并没有将军事及其军人机械地隶属于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古田会议报告特别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认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三、国家利益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印度1947年独立,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想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没想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等尼赫鲁回过神来,新中国已牢牢地将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东南亚国家也对新中国产生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战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太不通政略”。

历史进入20世纪,这时的“关外问题”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但它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从外部看,是控制秦晋地区和东北平原。历史上,二者居其一,多有胜算,若东西二者全得者,则稳操中原胜券。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毛泽东对“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入朝作战,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说斯大林将“中国拖入战场”更是不符合事实。

基辛格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东北亚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安全界限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这里有的同志会说:东海直抵华北平原,1840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中国的,难道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之于中国安全要比东海更重要?

的确如此。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这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从海上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因而从这里的入侵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东北亚则不同,从朝鲜半岛西进就是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制造和持续跟进。有了源源不断的装备跟进——而这些在海上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长期的地区性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并由此通过被侵略国家的分裂或覆灭。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八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据此观察,中国甘肃、云南和东三省对中国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还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拣软的捏”。就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后的第二天(10月27日),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为什么对美国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钊“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同意于1953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双方谈判的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并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双方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斗争下,苏联最终完全让步。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直至2013年还有人撰文说“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基辛格,据基辛格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提起朝鲜战争,据基辛格记录:

毛泽东: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说是中国侵略朝鲜。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对,所以跟你没有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可是决议并没有取消。我现在还戴着这顶“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问: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修改这项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用改。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不过,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

基辛格:我想还是你公开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历史上正确无误。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临终前关于朝鲜战争最后并明确要求公开的最终结论性的看法。盖棺定论。人一生会说各种各样的话,表各种各样的态,甚至发各式各样的牢骚,但若要对其定性,当以作者最终和愿意正式公开的表态为准。显然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当以临终前表态并要求正式向全世界公开的为准。若此,前引有些人所谓“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的判断显然与毛泽东的本意不符。毛泽东至死都认为抗美援朝“无上荣耀,好,好得很”。毛泽东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会见基辛格,要求他帮着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2001年,已至88岁高龄的基辛格在当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披露并证实了这段谈话的真实性,没有辜负毛泽东生前的嘱托。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

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去,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据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在访问中国结束并要“离开中国时,毛泽东在告别时向他伸小拇指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蒙古。”

但东北的事并未到此结束。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斯大林的东西”在这里就是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攫取,通过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加给中国,并最终为毛泽东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期基本收回的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占领大连、旅顺的“权利”。极而言之,“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说:“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不仅如此,1952年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还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于以婉转拒绝。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连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笔者深以为然。


( 张文木先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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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7-03-30 11:4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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