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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九至十一) 
作者:[张文木] 来源:[新思读书会群2015-12-05] 2017-03-13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看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极端幼稚,毛泽东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更迭教训,决定开展教育革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作为成熟的治国人才,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更需要运用国力的能力。但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有一些逻辑推论和数量统计就够了;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相当的政治经验。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相当的反复拉伸的经验的道理一样。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有效实施的。基于此,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表达的“人民必胜”的认识归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毛泽东明白,压迫民族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们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正因此,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战略思想只能为与人民在一起的政党运用。脱离人民的政党或统治者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那里的统治者是为垄断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没有人民支持,他们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国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为了保住其高额垄断利润,他们宁愿选择竭泽而渔的道路,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用同一方法,毛泽东看到了苏联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11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时再次强调这一点说:“苏联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听到希思说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根本无力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毛泽东意在告诉我们,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在纷繁复杂的万象事物中,毛泽东总能敏锐找到其力量运用边界。他一生不打远仗,最远的也就到中印边界。1965年1月9日,斯诺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总是说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远战当速,近战可久。1950年开打朝鲜战争,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启动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两个月内大启大合。毛泽东明白的,远处用兵是要拉长战线并由此要有长线长时的财力支出,许多国家就是被这越来越大的费用耗倒的。苏联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不太明白这样的哲学,搞世界革命且是实打实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结果把自己给拖垮了。英国衰落就是从占领印度洋开始的:为了巩固占领印度洋的战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战争,打了两次对华鸦片战争,收获不少,但支出更多。进入21世纪的美国更是在英国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你。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说笑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同期的苏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战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运用的边界及其国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基辛格这段话做出的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

基辛格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长期与王明“左”倾作斗争的毛泽东也看出当时中国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的可以为资本主义利诱的“有用的白痴”,知道这些人“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容易犯赫鲁晓夫那种“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的错误。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看别人,想自己。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让毛泽东对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其中,干部不脱离群众并且还要善于团结群众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说:“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毛泽东从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知道,没有基本群众的干部是一事无成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从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这就是说,“老练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动而是在真枪实弹的斗争中产生。1967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的导致国家毁灭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毛泽东在明十三陵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总结明太祖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经验和教训。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对明末空议误国的教训有切实的总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泻于外,为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故此,钱穆先生痛陈: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

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学者袁桷说: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使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毛泽东注意到这段历史教训。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简报时分别批示:“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而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得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不成熟的党的领导人成长为成熟的党的领袖的过程,即使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顺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自己从不成熟到成就的转变。他说:在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到犯错误的。”1968年5月8日,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邓小平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1927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

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表达并在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重复了这样的看法: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11月12日,毛泽东嘱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要不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 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6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南昌的专列上告诉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他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7年初,“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毛泽东看到这些刚开始执政就闹笑话的“左派”们的这些表现,大失所望。2月6日,他对“文革小组”痛心地说:“你们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们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2月10日,毛泽东再次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谈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时,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希望江青应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和帮助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以考虑。

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太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编》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是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基辛格曾提醒福特总统不要轻视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而对当时在中国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则有流露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屑: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近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煸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

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并评价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196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毛泽东考虑改变中美关系,在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沙场的老帅们。他将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请回来,要求他们对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要求那些大权在握的“娃娃”们“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成长。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其成长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因而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中国有着无产阶级政治家成长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用毛泽东的总结就是:要尽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都会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们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说过:“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深厚的实践经验,仅凭善良的动机和坚定的立场是不能担当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谈到接班人时说:“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谱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回来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开展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至死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阅沈阳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 “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说可以采取。”1966年7月12日9时,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967年11月27日,阅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安斋文章,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后期,一些较好的改革经验被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作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天不假年,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说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学的政治主张也会葬送中国改革事业。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左”右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这样,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明白,我们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是说:我自己也犯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听薄一波汇报,听到如何紧跟主席思想的话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 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十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是诞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要这个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毛泽东及与毛泽东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就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用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压迫的基础性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及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思想是有时代和阶级属性的,它只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只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还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会是他们及率领他们寻求解放的政党的旗帜。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的学说,它特别应该包括列宁的学说,因为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践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马克思的哲学配上列宁带刀子的革命实践,它就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法宝;不然,它就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

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斗争,贯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红线。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批评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指示在宣传上“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讲邓小平理论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把邓小平理论抬高了,实际上也是把邓小平理论及随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美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一些视中国为对手的美国人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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