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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潘:如果利益集团失控,那么任何英雄也无力阻止衰败! 
作者:[杨潘] 来源:[周小平同志微信公众号2017-03-01] 2017-03-06


明朝纵有张居正这样的“宰相之杰” ,纵有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常胜将军,但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最终还是难逃亡国的命运。 

那么,这个能够清算张居正、拿下李成梁、敢跟皇帝争论太子人选的利益集团,到底是谁呢?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他们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严格来说,其实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党派,只能算是一个派系。只是为了方便,对当时那帮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的统称,其名称来源于福建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原是宋朝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弟子杨时讲学之地,当时没什么影响,且在杨时去世后就被废弃。但四百多年后,即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自从两个退休高官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此讲学之后,其影响力便开始逐渐壮大起来。

顾、高二人讲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就两条:

一是遵守儒家道统比服从皇帝命令更重要;(实为官员和富人免罪,刑不上大夫。)

一是国家应尽可能少收税,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实为政府应该不收富豪的税,只应该收穷人的税。)

这两个观点很快受到了当时很多文官和大地主的支持和追捧,于是这些人开始建立了自己统一的纲领,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一个对明朝统治影响巨大的政治实体,名为“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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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

东林党为什么能受到文官集团和大地主、大商业阶级的拥护呢?

原因在于顾宪成和高攀龙鼓吹的那两条纲领:所谓“儒家道统高于皇帝法统”,实际上是文官集团向皇帝夺权之法,当皇帝的命令跟官僚和富豪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之时,文官就可以限制皇帝的权力,官员和富豪犯事可以免罪脱罪;而第二条主张“少收税”、“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自然大受大地主和大商业阶级的欢迎。 

那么,很多人会问:“国家打仗要花钱、救灾赈灾要花钱、兴修水利要花钱,税收不足的话,这些国家大事怎么办呢?” 

这个嘛,人家东林党就不管那么多了,只能皇帝自己去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就别打仗、别赈灾、别修水库了,那什么都不为民做主,老百姓可就不干了,老百姓不干就会造反。造反他们也无所谓,因为他们认为天下不是东林党的,亡了也跟自己无关。反正他们就一个要求:国家花钱别找大地主、大商业资本家。

正因为有东林党为大地主、大商业阶级背书,大地主、大商业资本家就有恃无恐了,而东林党也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东林书院光靠讲学,如何运营?自然有大地主、大资本家捐土地、修房屋、献资金。于是东林党和大地主、大商业阶级就坐到一条船上了。 

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这两条纲领促成了东林党和大地主、大商业阶级的合流,这股势力看似普通,实则极其危险,它比努尔哈赤的铁骑、西方殖民者的枪炮更加威猛。戚继光可以消灭倭寇,而这股势力可以轻松消灭戚继光;李成梁能够抵御努尔哈赤,但这股势力能够随意拿下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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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

当年岳飞也是死在这股势力手中,尽管那时还没有“东林党”这个名称。纵使岳家军抵御得了金兵的铁骑,最后却可以轻松被秦桧之流玩死,甚至连个理由都不给。

其实,官僚集团与皇权的争斗早已有之。

原始社会时,当然是谁能带领大家打胜仗谁就能成为首领,首领的职责就是保护部落和对外掠夺。

但部落越来越大,还得考虑后勤问题,需要储备物资,于是就得由家仆们来管理了,后来有了国家观念之后,“家仆”制度就上升到“文官”制度了。也就是说,原来部落首领的家臣、家仆,在部落变成国家后,逐渐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负责各方面事务的官员。

后来官僚集团逐渐有了“天下”、“国家”的意识,于是他们觉得不应只是忠于皇帝一人,还要对国家兴亡负起责任。

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这极大地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步。然而,当官员们因为各自的利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对上要分皇帝的权力,对下要谋取私利,搞贪污腐败、土地兼并等,弊端也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文官当权有一定的好处,比如一般来说政局会比较稳定,皇帝的人身安全也会比较有保证。但文官集团不是省油的灯,当他们掌握军权之后,就要来分皇帝的权力,皇帝说话也就不算数了。 

我们都知道宋朝可以说是文官的天堂,宋朝的皇帝不杀文官(其实,不是不想杀,而是很难做得到),也不敢轻易跟文官集团直接起冲突。

据史书记载,宋仁宗时,江苏高邮官员晁仲约因怕农民起义军攻打高邮,就重金贿赂起义军领袖,请他们去打别的地方。宋仁宗知道此事后火冒三丈,欲杀晁仲约以解公愤,而副丞相范仲淹却力劝宋仁宗赦免晁仲约,其理由便是:大宋历来不杀大臣,这是盛德之事,不可轻易破坏。

范仲淹事后还向其他官员解释:“皇上今天要是能杀掉晁仲约,万一哪天手一滑,把我们也拉出去杀了怎么办?”官员们都明白了范仲淹的良苦用心,纷纷站在范仲淹一边。宋仁宗无奈,只得免了晁仲约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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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虽然我们烂熟于胸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一码归一码,单从上述这件事来看,范仲淹的这段话正是道出了文官集团反对皇帝杀人并不是为了实现文明与进步,而是为了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 

从历史上看,当文官集团像东林党这样逐渐壮大后,国家的很多理想抱负都难以施展。即使要实施改革,迫于东林党的抱团压力,也极有可能半途而废,除非皇帝有真正敢于触动利益集团的魄力、智慧和勇气。这就是为什么东林党要在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正是因为张居正生前发动的那场变法运动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刻影响了东林党人的既得利益。 

读史而知新。对于反腐败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习总一再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动真格,才能让他们“不敢腐”,才能真正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而这种胜利,必须要依靠人民的监督。

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建立起一套可以长期贯之的反腐机制,才可以使利益集团永远“不能腐”。否则一旦有松懈,利益集团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反腐,没有休止符。

(注:来自公众号周小平同志201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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