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登录 登录 新会员注册 忘记密码
当前位置:首页 经世济民
鹿野:新中国课程与教材的变迁(上) 
作者:[鹿野] 来源:[察网2016-12-02] 2016-12-08

原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以来,课程与教材进行了多次改革。关于这些改革流行的论述有颇多不实之处,故本文对于相关的一些问题阐释个人的观点。其主要章节的内容由笔者前些时陆续发至察网的文章整理而成,希望能够让朋友们看一下新中国课程与教材发展的全貌。


引言:是谁把习近平推崇的王愿坚赶出了语文课本?

    笔者无意间看到一篇文章《习近平自述文学情缘》。文中提到习近平非常喜欢王愿坚的作品,因为王愿坚的故事对自己很有帮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王愿坚有两篇小说最为著名,一篇是《七根火柴》,另一篇是《普通劳动者》。《七根火柴》讲的是红军长征的故事。这篇小说描述了长征途中,暴雨倾泻在大草原上。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作品细节描写感人,表现了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格。《普通劳动者》则讲的是参加过长征的一位老红军虽然在建国后身居高位,但是仍然不忘初心,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要求自己。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忘我劳动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文题抓住“普通劳动者”作为林将军思想性格中的本质特点,表现老将军普通而崇高的思想品质,写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和深广的思想内涵。
这两篇小说在60到80年代长期被初中语文教材选用,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逐渐的在语文课本中淡化了王愿坚的作品:1993年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开始不再讲《普通劳动者》这篇课文,但是《七根火柴》仍然是讲读的重点课文。2001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七根火柴》变成了选讲的课。最终在2007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七根火柴》也被删去了,2013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延续了2007版的做法。这样,一个被称为“影响了一代人的重要作家”王愿坚就从初中语文课本中消失了。(这里说的是人教版的情况,其他版本大同小异。)

    那么,王愿坚的作品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初中课本里要删掉王愿坚的作品?是谁把习近平推崇的王愿坚赶出了语文课本?无非是文学界有一些人有“红色恐惧症”,对那些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红色文学作品都不愿意选入课本罢了。
有朋友可能会说,你这么说太政治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了。但是,正如旅法女作家边芹所说的,所谓拒绝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拥抱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就像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样。不信,我们可以把60到80年代的语文课本与新世纪以来的语文课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哪一个时期更讲政治:在60到80年代,语文课本里除了从延安到新中国的红色文学之外,比重更大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诗经楚辞到唐宋八大家的古典文学也比较全面,也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马克·吐温为代表的国外著名文学作家的作品。即使是在最讲政治的文革时期,也并没有做到红色文学一统天下,另外的几种文学在多数语文课本中也占了半数以上的篇幅。

    然而,在当代的语文课本中,不仅没有红色文学的空间,甚至在国外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受到了相关因素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很多人都想起了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篇在60到90年代长期被选用的老课文。可是,这篇课文和《七根火柴》一样,也是在2007年的课程改革中被删除了。因此很多更年轻的,比如说九五后一代中,听到网上谈及《竞选州长》都感觉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吐温这位著名作家就已经对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作出了惊人相似的刻画。

    取代《竞选州长》的课文是什么呢?是美国总统里根的一篇演说《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讲的是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以后,美国总统里根表示美国的英雄精神不会磨灭。在这个演说中,里根还把航天事业与美国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西进运动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应该完全肯定的。为什么要这篇演说来取代马克·吐温的小说呢?难道是因为里根的文学成就要比马克·吐温高吗?恐怕连里根自己也不敢这么说吧!无非是两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罢了。

    与60到80年代的语文课本呈现多元性不同的是,新世纪的语文课本存在着明显的两个政治禁忌,一是“红色恐惧症”,从延安到新中国前三十年几乎所有的红色文学,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王愿坚的作品都被删去;二是“西跪族症”,那些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包括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种美国本土作家对西方社会政治进行抨击的作品也几乎都被删去了。

    今年9月份,部编语文新教材开始使用。这套语文新教材较原来用的教材略有改进,主要是增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比重。但是,新世纪形成的这两个政治禁忌并未打破,无论是宣传长征精神的王愿坚还是批判美国政治的马克·吐温都没有回归教材。习近平喜欢的王愿坚何时能回归语文课本?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建国初期的课本是照搬苏联吗?——1949到1956年课程与教材的演变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建国初期的课程与教材是照搬苏联的。尤其是在1956年大纲中,这种照搬苏联的做法达到了高潮。很多人还在这种说法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此进行猛烈抨击,说照搬苏联的做法脱离了中国国情,造成不良的影响。然而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而应该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具体的事实。就是中国近代的教育并不是自发内生的,很大程度上是从外国引进的。就国民党时期的课程和教材来看,主要是照搬美国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实对苏联的学习比较多,但是并不是对苏联进行照搬的,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也存在着追求本土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在不同科目中同一历史时期具体倾向也不同。而且这种做法效果也并不是简单的应该否定。不同科目学习苏联的效果是不同的。

    我们下来看看理科的情况,理科的情况比较简单。的的确确是基本上依靠苏联的经验进行课程和教材设置的。但是其具体的影响在不同科目中是不同的:就物理,化学和生物这几门理科课程来看,学习苏联的效果基本上是积极的。以物理为例,在建国之前,初中和高中各只开一年物理课,课时也不多。在五十年代几经调整以后,到1956年模仿苏联的经验,初中开两年,高中开三年,课时增加了一倍以上。另外,在建国以前的时候,物理课程模仿美国的模式,体系混乱不堪。到了1956年的时候,则是仿照苏联模式,初中实行的是力学,声学,热学,电学,光学五个部分模式,高中部分实行的是力学,热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学这五个部分的模式。这种按照学科逻辑进行教学的方式,也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物理水平的。而且建国以前照搬美国的经验,实行的是同心圆放大模式。也就是说,初中讲过的内容,高中要再讲一遍,只不过再补充一点东西。在五十年代的改革中参照苏联的经验实行了螺旋式上升模式,初中讲过的高中就不讲或者略讲。这种做法也是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的。化学和生物的情况和物理基本相同,只不过化学和生物在课程设计上,则是参照了苏联的直线式授课模式,初中和高中的内容几乎不重复,较之物理对建国以前的改进则更多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科课程学习苏联的效果都是好的,理科中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数学,学习苏联的效果就是不好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中小学实行的是十年制,因此数学的内容不可能讲的太多,比如说,像苏联的数学的几何部分就不讲平面解析几何,讲完立体几何就完了。而中国的中小学多实行十二年制,因此在建国以前,对数学所讲的内容要比苏联多一些。但是在1952年中央教育部以苏联十年制学校数学教学大纲为蓝本,制订并公布了我国的小学和中学的数学教学大纲(草案),1954、1956年又做了两次个别内容的修改。这一大纲要求小学算术主要学习整数部分,分数、小数、百分数只要求学一些初步知识;初中学完算术,代数学到一次方程组,平面几何只学到圆的性质;高中学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代数学到方程论的一部分内容,以后的不学,取消了解析几何。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这一大纲参照苏联课本编出了全套的中小学数学课本。由于在制订大纲和编写教材时把苏联十年的教学内容硬搬到我国十二年的中小学里学习,从而降低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水平,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批评,后来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批评则更加激烈,称之为教条主义学习苏联的典型之一。

    文科的情况比理科的课程更加复杂。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历史和政治,这两门课在1953到1955年的时候学习苏联达到了高潮,在195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行去苏联化。另一种情况是语文和地理,这两门课程在1956年的时候才达到学习苏联的高潮。具体来说,学习苏联的影响在不同课程中也是不同。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补充一个常识。文科课程大体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去政治化模式,即不单独设置政治课,只设置很少的法律课,在语文教学中,选的都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为代表的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突出政治模式,设立大量课时的公民课大讲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政治课,在语文课本中大量选用诸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政治家的作品。虽然说这是一个常识,但是今天的很多人根本就已经不理解了,提到苏联课程就骂“政治化”,提到美国的课程就说“没有政治色彩”。这只不过是美国宣传机器所造成的产物,而非历史的真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说学习苏联,但是实际上,文科课程方面还是采取的美国模式。只不过是把国民党的党义课和公民课改为政治课,具体的内容不同了。但是在1955年的时候,由于学习苏联,一度取消了政治课,只是在高三设一个课时的法律课。但是这种做法的效果很不好,因此在1956年的时候恢复了政治课,但是政治课只是从初一开到高二,高三的时候仍然是一个课时的法律课。此后一直到九十年代,也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课时是最少的。应该说政治课虽然在1956年大纲中开始实行去苏联化了,但是这种做法还不是很彻底。

    历史课的情况则也和政治课类似,一度出现了学习苏联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在苏联实行的历史课程是直线式的,即初中三年只讲古代史,高中三年只讲近现代史,而且都是先讲外国史再讲本国史。新中国在刚建国时用了国民党时期的做法,初中和高中都是一年级讲中国古代史,二年级讲中国近现代史,三年级讲世界史。到1953年时,开始学习苏联的模式,提出初中只讲古代史,高中只讲近现代史,先讲世界历史再讲中国史。但是这一方案引起了教师的普遍不满,所以刚刚颁布就接到了很多批评意见,到正式实施时虽然还是初中只讲古代史,高中只讲近现代史,但是改为了先讲中国历史后讲世界历史的模式。不过这一方案仍然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主要是因为苏联教育要比中国普及的多,中国大部分初中生是不能升入高中的,如果要是初中不讲近现代史的话不太合适。所以在1956年大纲中也采取了和政治课相似的去苏联化的做法,即初一讲中国古代史,初二讲中国近现代史,初三讲世界历史(古代部分占2/3,近现代部分略讲),高一讲世界近现代史,高二讲中国古代史,高三讲中国近现代史。同时注意初高中的区分,像初一年级的中国古代史中就把文言文材料都翻译成了白话文,高二阶段的中国古代史中就有一些文言文材料。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刚建国的时候的简单重复,也避免了照搬苏联带来的教学体系不完整,总的来看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自主课程设置。

    地理课的情况和历史课相反。刚建国的时候,中学的地理课是沿用了国民党时期先讲中国地理再讲世界地理,初中高中各讲一轮的做法。1954年的时候,中学地理参照苏联中学地理课的经验,改为初一讲普通自然地理,初二讲中国地理,初三讲世界地理(初二初三均以自然地理为主),高一讲中国经济地理,高二讲世界经济地理。但是在1954年的中学地理课中有一个突出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在高二年级的世界经济地理中,并不是按照苏联模式依照各个大洲的自然地理顺序去讲经济地理,而是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三个部分去讲。不过,由于苏联专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这种做法过于政治化。于是在1956年大纲中把这种中国特色的做法改变了,变成也依照苏联的模式按各大洲的自然地理顺序去讲经济地理。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猛烈抨击苏联,说学习苏联造成中国课程灾难的那些专家们反而对这种去政治化的做法加以肯定。但是我个人认为,经济地理还是1954年的那个方案比较好。因为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不同,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差异要比不同大洲国家的经济差异更为明显。那些教育史专家们否定1954年地理大纲肯定1956年地理大纲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最后重点说一下语文课,应该说1956年大纲中的语文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实现了汉语课和文学课的分科授课。初中既有汉语课也有文学课,汉语课是按照语音,词汇,语法的顺序讲,文学课程主要选用一些文学作品。高中只有文学课,高一和高二上学期讲中国古典文学,高二下学期讲中国现当代文学,高三上学期讲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三下学期讲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由于这个课只实行了两年,因此高三的外国文学课本并没有编出来。)现在普遍的说法是,这种汉语文学分科授课的做法是符合语文教学发展方向的,只不过由于照搬苏联模式脱离了中国实际而失败。然而,如果要是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相关的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语和西方语言本身就不同,西方语言属于拼音文字,因此词汇和语法是一门比较独立的东西。而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如果离开了相关的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的话,单纯讲词汇语法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因此,这种汉语文学分科授课的做法本身就未必代表中学语文课改革的方向,特别是汉语的词汇、语法独立设课的做法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来说,汉语与文学课改革的夭折也主要并不是由于所谓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文学课更不是如此。当时,对于中学文学课最大的批评就是选的古代文学作品过多,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也脱离了实际,而这种做法恰恰不是照搬苏联得来的。当时,有人对比了苏联和中国高中文学的课程,发现两国的文学课程差异很大。苏联的文学课程高一是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前期的俄罗斯文学,以及同一时期的外国文学;高二时讲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以及同一时期的外国文学;高三是讲苏联文学以及苏联少数民族文学。中国较之苏联的高中文学课程,有三个突出的特色,一个是古代文学作品过多,苏联十九世纪前的古代文学作品只占了不到10%,中国却占了一半以上;第二是外国文学作品过多,苏联的课本中外国文学作品也只占了不到10%,中国占了1/3;第三是中国没有少数民族作品。因此,很多语文老师提出,应该参照苏联的课程经验,把高中语文课程改为高一讲古代中国文学的作品和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二讲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现代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高三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和《阿诗玛》等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实现厚今薄古,详中略外。假如要是1956年高中文学大纲是按照这个真正模仿苏联模式的大纲设置的话,效果恐怕会好得多,也就不一定会夭折了。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课程与教材,既有一些模仿苏联的地方,也有一些抛弃了苏联经验追求本土化的做法。这一时期的课程与教材有成绩有问题,成绩是主要的。有的问题的确是照搬苏联带来,有的问题并不是照搬苏联带来。不同的科目中,课程与教材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很多流行的做法其实也是出于批判苏联批判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正确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构建,而非历史的真实。

二、大跃进时期的课程改革是一场灾难吗?——1958年教育革命与1963年大纲的形成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对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的课程与教材改革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课程与教材的改革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一场灾难。同时又把1963年的教育大纲和1958年教育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认为1963年的教育大纲是在否定了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基础上是确立起来的,因此应该基本肯定。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应该人云亦云,简单的给予断言,而应该根据不同的课程的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要区分编写出版的教材和实际教学中应用的教材。1958年开始的这场教育革命中的确造成了一些教材的混乱。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当时把教材编写权下放到了地方。原来在1956年大纲实施的时候,是规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教材的。而在1958年开始把教材编写权下放给地方以后,很多地方编写了很多水平很低的教材,导致了教材的混乱。这一点的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往往被许多人忽略了的历史事实。就是很多教育史的专家和中国当代史专家拿这些水平很差的教材猛烈抨击当时这场教育革命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些教材虽然编写出来了,却基本上没有采用。例如,那些各省编出来的物理课垃圾教材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使用过。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绝大多数学校采用的仍然是按照1956年大纲那一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订的统编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精简改编的教材。而这些被精减下去的内容大多数是当时学生的程度所难以理解的偏难的内容。在实践中,大多数学校所使用的教材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比1956年大纲更加符合当时学生的实际。

    其次,不同科目中课程与教材的改革情况是不同的。的确有一些课程与教材在实践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动,但是,这些课程与教材的改动不应该被简单的否定。当时,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四门科目的课程与教材在实践中做了较大的改动,不同科目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历史和地理课程改动总的影响的确是负面的。以历史课程来说,高中的历史课程,被去掉古代、近代史,只开现代史,教学水平大幅度的削弱,地理课程的情况和历史课程相似,高中的经济地理课的课时大幅度缩减,甚至在部分学校一度停开。不过在当时能够上到高中的学生是极少数,初中的历史和地理课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变化不是很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地理课的确是被削弱了。但是,语文课和数学课在当时则是另一种情况。

    语文课在1958年的时候,废除了汉语、文学分科课本,课本做了全面的改动。现在很多人对此进行抨击,认为1956年的课本要比后来的课本好的多。应该说1956年的课本,特别是高中文学课本,编的的确是不错的,几乎所有古典文学名家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注重选取同一古典文学名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像陶渊明,除了选了《饮酒》这种闲适自然风格的诗,也选取了《咏荆轲》这种慷慨激昂风格的诗。再比如说杜甫,既选了《兵车行》为代表的前期优秀作品,也选了《羌村三首》为代表的后期优秀作品。今天可能很多中文专业的人也未必知道陶渊明还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但是问题是这种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主要部分的文学课本超出了当时学生的接受能力,大多数学生学不懂,也不愿意学。所以被改掉也是正常的。新教材虽然在文学知识方面大大削弱了,但是在实践教学中效果要比旧课本好一些。

    数学课程改革的成绩则更为明显。我在之前说过,数学是在1956年大纲中问题最为严重的一个理科课程,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唯一一门教学水平倒退了的理科课程。由于在制订大纲和编写教材时把苏联十年的教学内容硬搬到我国十二年的中小学里学习,从而就降低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水平,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58年起,根据教育部的初中算术逐步下放到小学的指示,对小学算术课本做了修改,到1961年暑假,算术已基本上下放到了小学。随着算术的下放,高中数学内容的一部分也已逐步下放到了初中,到1962年暑假,高中平面几何和代数中的一元二次方程已下放到了初中。只高中代数中少学的内容和解析几何还没有加上。应该说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中效果也比较好。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数学教学改革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为照顾学生接受能力删去了一些偏难的基本知识。

    最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与1963年的大纲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应该指出的一个事实是,1963年大纲并不是在1956年大纲基础上制定的,恰恰是吸收了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两者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我们这里仍然以数学课程为例,1963年的大纲是在肯定了1958年开始的课程下放基础上进一步下放,加上了解析几何和代数中的一些内容。同时有关部门在1963年大纲制定时也指出:1960年教改开始以后,去掉了小学算术、初中代数、平面几何中的一些重复烦琐的内容,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删去了一些基本知识,如算术中的运算定律、最大公约数的求法,有些基本技能的训练,如算术和代数中的计算、算术中的解应用题、几何中的推理论证有所削弱,因此,这些教材虽已下放,但质量还未达到应有的要求。一方面,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删去的大多数内容不应该被恢复,另一方面,应该把这些必要的基本知识增加上去。显然,没有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和对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就不会有1963年数学教育大纲。

    对于1963年大纲,现在教育史的专家们是基本上肯定的,但是也有两方面的批评意见。一是说这个大纲出现了重理轻文的取向,二是说这个大纲出现了文科课程过度政治化的特点,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课程中讲了的农民战争多达十二次,农民战争的比重太高了。对于这两方面的批评,我们也应该结合实际的课程情况进行分析。

    一方面,1963年的大纲课程设置的新倾向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重理轻文。对比一下1956年大纲和1963年大纲课程设置,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三门课程的课时大幅度减少,历史课从每周十八节减少到每周九节,地理课从每周十一节减少到每周六节,生物课从每周十一节减少到每周七节。语文,政治,物理,化学这四门课程的课时略有增加,外语课的课时则大幅度增加,从1956年大纲中的每周二十一节节增加到每周三十六节。我个人也是不赞成这种课程设置变化的,但是,把这种课程设置的变化概括成重理轻文显然是不合适的。准确的说是外语课的大幅度增加挤占了历史地理生物等副科的课程时间。只不过现在学习外语是学术界的政治正确,对于外语课程课时的大幅度增加只能肯定,所以人们才把这种课程上不好的变化说成重理轻文吧。

    另一方面,对于所谓1963年大纲中文科课程突出政治倾向,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就政治课而言,1963年大纲提出中学阶段政治课每周两课时,初一学共产主义道德,初二学社会发展简史,初三学中国革命与建设常识,高一学政治常识,高二学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应该说无论是从课时上还是从内容的授课顺序上看,都是比较合适的。就受到诟病最多的中学历史课所谓过分突出农民战争来看,1963年大纲中的确比1956年大纲古代史部分的农民战争略有增加,但是总的比例仍然是不高的。其中战国秦汉部分农民战争讲的是课时最多的,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和黄巾起义各占了一课时,然而这一部分的总共授课时间是21课时,农民战争只不过占了1/7的篇幅。其他历史时期农民战争所占的比重则更少。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部分中,农民战争所讲的课时数大约占1/10强。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以此为依据抨击这个大纲只讲帝王将相,农民战争占的比重太低了。改革开放以后,又说这个大纲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所占的比重太高了。个人认为,农民战争占古代史1/10强的比例还是比较合适的,无论是过分拔高还是刻意回避都不合适。

    另外还有一些做法虽然有些政治化,但是也是正确的。比如说,在1956年和之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均是把少数民族称之为“外族”,把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战争称之为“侵略”。但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62年新疆地区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叛逃事件。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规定,所有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一律不得称之为侵略。这种做法当然是有一些政治色彩,但是就当时来看分寸拿捏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在教材中仍然浓墨重彩的写了金国和元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岳飞文天祥的事迹。同时课本也没有回避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像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既写了西晋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也写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压迫。还有,课本中也并没有回避大多数少数民族比汉族经济文化水平落后这一事实,有不少的篇幅是写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情况的。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却在这一方面做得有些过分,凡是涉及到民族压迫的内容,不管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还是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压迫几乎全部被删去。更有甚者,现在的教材中为了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连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的汉化都不容许提,凡是涉及到民族融合的时候,只能说是民族交融。我们应该有中华民族这个政治观念,但是也不能为照顾某些人的情绪刻意的去回避历史事实。

    但是,在1963年大纲中确实也有一些突出政治而冲淡了学科主题的做法。比如说在1963年的语文大纲中就选了好几篇瞿秋白的文章。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在1956年大纲中就开始了。1956年大纲中初中二年级讲的是中国文学史概况,其中有四个列专题单独介绍的“中国大文学家”,即屈原,杜甫,鲁迅和瞿秋白。应该说,前三人是实至名归,而瞿秋白显然是由于其革命烈士的身份而拔高了其文学成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说瞿秋白是叛徒,把语文课本中所有的瞿秋白作品都删除了。其实不管瞿秋白是不是叛徒,都不应该在语文课本里选他那么多作品。我读过一些瞿秋白的作品,感觉写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不像读方志敏烈士《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很受震撼。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为瞿秋白平反了,但是也没有把语文课本中那些瞿秋白的作品再恢复,更没有说瞿秋白是可以比肩鲁迅的大文学家。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我们不能就教科书谈教科书,在研究课程与教材发展历程中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教学实际情况。最好的教科书第一要义应该是适应当时的教学实际。还有,政治是客观存在的,文科课程中如果刻意回避也是不合适的。以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大多数学者对五八年教育革命和六三年大纲的大部分批评其实没有多少道理。

三、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

    提起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现在的人基本是全盘否定的。比如说研究物理化学教育史的专家,就说是取消了物理课、化学课改为工业基础课。研究历史教育史的专家就说是取消了历史课,改为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其实很多专家也并没有调查过文革时期课程与教学的真正情况,基本上是用知网和读秀,“剪刀加浆糊”的做法,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著作就出来了。

    应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这一点和1958年的教育革命还是不同的。之前说过,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把教材的编写权下放给了地方,结果编出了很多质量很差的教材。但是在1958年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中,绝大多数地方编的质量很差的教材并没有在实践中应用。而文革时期又搞了一次教材编写权下放,这次教材编写权下放导致地方编写的教材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应用。总的来看,地方编写的教材比统编教材的确差一些,因为地方没有中央那么多资源。另一方面,文革时期把课程的设置权也进行了下放,各省的课程设置都不一样,也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干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情况并不是像某些教育史专家所说的那么夸张。文革时期的课程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权下放到了各省,因此各省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像取消物理课、化学课改为工业基础课,取消历史课改为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等等之类的做法的确存在过。不过,在大多数省区并没有那么做。有的省区虽然提出了这种方案,但是还没有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就被废除了。有的省区的确做了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激进的改革,但是由于反对者太多,所以实行一两年又改回去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用个别省区个别年份的情况来代表全中国文革十年整体的情况,应该把文革十年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一些课程与教材的情况。

    就文革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改革就是学制缩短。中小学从十二年改成了十年制,有些地区还改成了九年制。在这种情况下,再按照1963年教学大纲进行授课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文革时期的课程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压缩历史,地理,生物等副科的课时。大多数省区历史课从1963年大纲的九个课时缩减为二至四个课时,地理课的课时则从六个课时缩减到了两个课时,生物课课时则从七个课时缩减到两个课时或者取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重点科目的课时也略有减少,删去了一部分内容,但是较之副科的情况要好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课时和内容的减少不可能不影响到课程的质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这些课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当时的教育实际相适应的。因为文革时期有一个突出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向农村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倾斜。导致农村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中学数量急剧膨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 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而农村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学生基础普遍是比较差的。我并不是说农村地区学生脑子就笨,而是说他们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短缺,因此如果要是按照1963年大纲这种以城市和比较发达地区的学生的状况进行授课的话,大多数学生可能实际掌握的知识反而会更少。反倒是文革时期这种抓主科抓重点内容的模式,学生可能会在实际中掌握的知识相对多一些。我们应该把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作为新中国普及基础教育的一个历史阶段来看,而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

    此外,腾讯网今年借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刊发了一篇文章,说文革时期的文科课程与教材是一种宏大叙事,所以应该否定。其实这恐怕是编者的水平太低了,只是听说过宏大叙事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反对宏大叙事的风潮。其实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反对宏大叙事的风潮源自于1968年的革命风暴,而1968年的革命风暴恰恰是1966年中国文革的西方版。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所谓普世价值是一种宏大叙事,应该被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观同样如此,应该注重文化话语的作用,采用一种激进的书写方式。文革时期的文科教材虽然没有公开地支持后现代主义,但是实际上某些激进的做法,诸如用儒法斗争史来取代阶级斗争史的尝试恰恰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这种做法的效果的确是不好的,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宏大叙事恰恰是反对宏大叙事的激进思潮。

    另一方面,整体课程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废除了外语中心的模式。在1956年大纲中,外语的地位已经比较重要,初中每周三课时,高中每周四课时,其课时数仅次于语文数学居第三位。在1963年大纲中,外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平均每周竟多达六课时,接近语文数学的水平,正式形成了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的模式。而在文革时期,中学外语的周课时比1956年大纲还略少,把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的模式改为了语文,数学,科学(理化)三大主科的模式,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也只考语文,数学,科学(理化)这三大主科,这种做法仅仅是在文革时期才存在的一大特色。虽然现在对于这种做法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宣称这种做法削弱了外语教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实行的也是语文,数学,科学三大主科模式,不像中国那么重视外语。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国家之间的语言比较接近,学习外语付出的精力很少,而中国的语言与欧洲的语言之间差异极大,学习外语的成本非常高。外语虽然不是没有用,但是我们很难说外语对理科生要比物理化学还要有用,对文科生比历史地理还要有用。之所以中国长期实行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模式而不是语文,数学,科学三大主科模式,恐怕还是出于对西方的崇拜,而不是教学实际的要求。

    就具体课程而言,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比较重视和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比如说文革时期的中学物理课里边儿就有一些维修机器的内容相关的实践活动。现在学生动手能力差,学习脱离实际生产生活受到很多人的诟病,甚至一些理工科大学专业毕业的毕业生也不怎么会维修机器,而文革时期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当然,当时有一点矫枉过正,对实践能力的强调确实冲击了科学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个人认为,中学生还是应该以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为主,对于动手实践的能力不应该忽视,但也不应该冲击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应该是排在科学文化知识之后。因此现在有个别人通过推崇文革时期的注重实践的教育来反对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也是不合适的。

    总之,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历史决议》虽然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也认为文革时期和文革本身不一样,文革时期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现在一些专家全面否定文革时期的教育,一方面把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说的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大力推崇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时期的课程与教材,乃至把文革时期的教育说得比90%的人口是文盲的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时期还要糟糕。这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打着反对文革的旗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四、邓小平为何说“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从1978年大纲到八十年代的课程改革

    1978年,中国出台了文革以后的第一个大纲。此后在八十年代又在这个大纲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现在很多人的说法是,这个大纲仍然保留了一些“左”的错误,同时也继承了重理轻文的倾向。在八十年代,这些错误逐渐得到了克服,但是学习苏联模式和过度政治化的消极后果仍然存在。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要是我们愿意认真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同样是不准确的。

    1978年的大纲的确延续了文革时期重视主科轻视副科的课程体系。总体来看历史,地理和生物课时是除了文革时期以外最少的,其中历史6.5课时,初中一年级两个课时讲中国古代史,初中二年级两个课时,讲中国近现代史,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两个课时讲世界古代史,下学期三个课时讲世界近现代史。地理课与之类似,只有四个课时,初一初二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各两个课时。生物课的课时也不多,初高中加起来只有4.5课时。物理课和化学课的课时则比较多,物理课初二初三各三课时,高一高二各五课时,共十六课时。化学课的课时也有十课时。这个课程设置的确和文革时期有点相似,可以说是文革的遗留后果。

    但是,1978年大纲更大的问题并不是这种整体课时的设置,而是数理化的难度过大。以化学为例,在初中阶段就要讲到碱金属和卤素,高中阶段的理论知识增加的更多。数学和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尽管1978年的时候仍然延续的是文革时期的中小学十年制,中学五年制做法,但是,其数理化的难度竟然比1963年的十二年制中小学还要大不少。我个人是比较赞成重视科学知识的难度与深度的,但是,科学知识的难度与深度也必须要与学生的实际水平相适应。而1978年大纲显然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原则,数理化的难度与深度大大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大多数学生学不懂,学不会。而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文革的遗留问题,因为文革时期对于数理化是降低了难度的。

    那么导致1978年大纲中数理化难度过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否定文革之后,社会各界充斥着现代化的迷思。现代化变成了新的政治正确。而很多人又把现代化当成西方化,很大程度上把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看成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在当时,很多人又认为现代化就应该教育先行,教育先行就必须得注重数理化知识,没有看到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发展和学生基础相适应。因此,教育界就大量的引进六七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布鲁纳的教学观,认为数理化应该加强难度。其结果则是欲速而不达,难度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反而更少,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

    如果要是考虑到当时的教育发展整体情况,那么1978年大纲这种过分增加教学难度的情况后果就更为严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中学的招生人数急剧减少,能上中学的人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 也就是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一方面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那些成功接受中学教育的幸运儿由于课程难度过大,实际学业的质量也是不高的。

    1978年大纲过分突出数理化难度的苦果,整整用了八十年代十年的时间才基本上消化下去: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数理化的课程微调,削减了部分过难的知识;1983年,规定数理化课程分成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称作较高要求,沿用1980年大纲的内容,乙种本称为基本要求,难度进一步下降。(在这一时期还实行了中学恢复六年制的改革,把原来五年的知识分到六年来讲。)在1986年又进行了一次中学课程改革,取消了甲种本。1988年的时候,则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大纲,把初中部分的数理化的难度又下调了一些。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到了八十年代末,数理化课程的难度总算是和学生的水平基本适应了。

    就文科的课程而言,从1980年大纲开始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教材在批判文革时往往混淆了文革时期与文革本身,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相对好一点儿的语文课本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大量选用文革受难者的文章。例如,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里就选了《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崇高的理想》等多篇陶铸的文章。显然,选取这么多陶铸的文章并不是因为陶铸有多高的文学成就,就好像文革前推崇瞿秋白的作品是因为瞿秋白的革命烈士身份一样,八十年代推崇陶铸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作为文革受害者的身份。虽然说这种空洞说教性的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错误,但实际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给人一种“高级黑”的感觉。九十年代中期起语文课本不再选陶铸的作品了,我完全赞成。

    附带说一下,有一些人现在说陶铸写的文章比较空洞,是因为这些文章写于六十年前期,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但是,我是不赞成这种提法的。比如说同样是在六十年前期写的一些作品,像毛泽东主席写的诗词《卜算子·咏梅》,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仍然具有现实的穿透力。同样,六十年代的其他几个著名散文家写的一些名篇,像杨朔(其也是文革受害者)的《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也不是这种空洞无味的说教。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红岩》等,也一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时代,这些问题也和作者的文风是分不开的。就好像前面提到的,同样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的很多作品就能够打动人的心灵,而瞿秋白写的作品质量就明显不行。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把《荔枝蜜》等也删去了,这我是不赞成的。我们既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是革命烈士或者文革受害者就刻意拔高其成就,也不应该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刻意贬低其成就。

    八十年代的政治课本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断的出台新政策,一个东西昨天还是“错误的”,今天就成“正确的”了。因此中学的政治教科书,特别是高中的政治经济学变化非常频繁,而且常常跟不上形势,这导致当时的学生思想非常混乱。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政治课程整体设置也是存在问题的。当时规定,高一的时候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高二的时候讲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的时候讲政治常识。虽然说这种做法也有它的依据,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逻辑顺序进行授课,但实际上由于哲学知识的难度比较大,高一一入学就讲哲学导致很多学生厌学,从而导致政治课的教学水平严重下降。

    历史课的错误倾向最为明显。1980年时历史课在1978年大纲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初一每周三课时讲中国古代史,初二每周两课时讲中国近现代史,只讲到新中国成立,高一每周三课时讲世界史,只讲到二战结束。这种课程设置导致学生不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沉迷于伤痕文学所带来的控诉热潮当中。1986年历史课程进行改革,在课时不变的基础上内容做了调整。初中的中国史减少一个学期,即初二下学期设置世界史,导致重视外国史轻视本国史的取向。具体课程的内容更不得了,中国近现代史加上了新中国部分,但是,新中国的历史多讲错误,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公然违背了历史决议中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分开的做法。世界史也增加了当代史的部分,但是只讲到1979年苏联霸权达到顶峰,而不讲八十年代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回潮。这一课程改革既是八十年代日益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物,又进一步推动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终这种推崇资本主义贬斥社会主义,推崇西方贬斥东方的做法在1988年形成了一部纪录片《河殇》。到1989年,国际国内形势一发生变化,中国马上也就出现了动乱。

    当然,1978年开始的这十年课程与教材改革也并不是没有成就,其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教材编写体制方面。在1978年大纲中,又把文革时期的课程设计权和教材的编写权收归中央,从而避免了文革时期把课程设计与教材的编写通通下放给地方所带来的混乱情况。这些人教社的统编本教材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整体来看还没有特别出格的。另外,在1988年义务教育大纲出台以后,又开始实行“一纲多本”的体制,允许地方编写教材。不过在这个时期直到九十年代末,人教社编写的教材仍然在实际教学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有点类似于1958年教育改革那次教材编写权下放,地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教材编写权,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多。遗憾的是,现在的教育史专家偏偏对1978年开始的这一项最大的成就进行猛烈批评,认为这种统编教材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潮流。其实国际潮流就一定是对的吗?任何一个下放编教材编写权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免诸多的低级错误,像美国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竟宣称“美国对中国投放原子弹,从而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十年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邓小平在1989年时曾经回顾过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我们通过回顾从1978年大纲到八十年代的课程改革的情况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鹿野:苏联对鲁迅独树一帜的评价
·钟庆: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
·鹿野:比袁腾飞更可怕的是历史教科书——现行课本竟比国民党时代更亲美反共
·鹿野:汉朝——一个平民政权的蜕化变质史
·鹿野:沈志华是怎样歪曲历史来吹捧美蒋的?
发表评论
                      请输入左则的验证码,再提交.
遵守本网提供的任何行为准则或其它通告;
保密您的服务账户密码;
如果您获悉与本服务有关的泄密行为,请立即通知我们。
自行配备上网和使用电信增值业务所需的设备,自行负担个人上网或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电信或移动通信提供商)收取的通讯费、信息费等有关费用。
保证自己在使用各服务时用户身份的真实性,正确性及完整性。如果数据发生变化,您应及时更改。在安全完成本服务的登记程序并收到一个密码及账号后,您应维持密码及账号的机密安全。您应对任何人利用您的密码及账号所进行的活动负完全的责任,本网无法对非法或未经您授权使用您账号及密码的行为作出甄别,因此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   |    独家网   |    国学网站   |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   |    联合早报网   |    草根网   |   
万联数据   |    观察者网   |    环球网   |    文化纵横网   |    四月网   |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   
新诸子学刊   |    学习时报网   |    求是网   |    善因文化   |    恒南书院   |    海疆在线   |   
版权所有:新法家网站  联系电话:13683537539 13801309232   联系和投稿信箱:xinfajia8888@163.com     
京ICP备0507368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3512号
关闭[X]
新法家微信
(扫一扫,关注新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