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智慧
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叫莫顿·米勒，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据说特别受朱镕基总理的推崇，每次来中国访问时朱总理都要和他会谈，他本人对中国也特别友好。我在芝大读书期间，业余的时间在读《中国通史》，看到了里面引述《道德经》里老子的话，“太上下之有知，其次亲而誉之，再次畏之，最次悔之”。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最好的政府，就是老百姓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政府，次之的就是老百姓天天表扬这个政府，再次的就是老百姓害怕这个政府，最差的就是大家天天说这个政府不行。
我看了以后告诉米勒教授，我们中国人3000年以前就知道了“小政府大市场”，这是所谓芝加哥学派最核心的经济思想。米勒教授感叹说，中国人真了不起。芝大毕业后，我来到华尔街，看到全球的资源每时每刻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上交易，想起来老子的另外一句话，叫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才意识到，市场经济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小政府大市场，第二个是交换比较优势。没有交换，就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没有专业分工，就发展不起来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就一直是小农经济。当然，或许我们对古人的很多深思想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无疑，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市场经济最终也被证明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光的本质和政府市场之争
人类社会认识这个规律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过去的两百年中，经济学家们围绕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英雄人物带着美好的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又黯然退去，很多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幸。
我记得在清华学物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历史上关于光的本质的故事。400年以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开始了关于光的本质的探索，他认为光是粒子。同时期还有一个荷兰物理学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动学，说光是波。牛顿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所以牛顿的粒子说很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200年多以后，十九世纪，人类有了更加先进的仪器，发现了光有衍射效应。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应，所以这个发现一举推翻了牛顿的粒子说，确立了光的波动说。当时社会一片哗然，说牛顿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又过了几十年，人类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光电效应。最后，爱因斯坦给出了解释，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解释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会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前一段时间，在研究期货市场历史的时候，读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创立于1848年。突然想起，这一年，也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份。这两件事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年，令人不胜感慨。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相互的口诛笔伐，东西方之间的刀戈相向，人类所有的探索，不外乎是两件事情的纠结。第一，如何利用市场去释放每个人的潜能以推动经济的繁荣；第二，如何防止市场的过度自由带来社会的崩溃。
小平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想起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更有深意。而过去30年中，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正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熵增加原理和金融体系演进趋势
物理学里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原理，例如物质守恒、能量守恒。但有一个变量是不守恒的，那就是熵，熵是自由度，也就是说，世界的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中间有一个隔板，左边是浓度高的气体，右边是浓度低的气体，我们抽开隔板后，一定是浓度高的气体向浓度低的气体扩散，而不可能是反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系统要寻求均匀分布的状态，而均匀分布的状态是自由度最大的状态，也就是熵最大的状态。
美国金融体系过去100年的演变，跟物理学的熵原理几乎是不谋而合。1913年美国股市和银行的存款比例大概是1：1，就是说美国大概有一半的资源配置在资本市场，一半的资源配置在银行。100年之后这个比例变成9：1，也就是说，美国90%的资源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只有10%通过商业银行来配置。很多大的商业银行，像纽约银行，存贷业务的收入在所有业务中的占比已经不到20%，而JP摩根、花旗银行等则早就转向了投资银行。这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在资本市场上，每一个投资者都可以对所有标的进行投资，每一个融资方都可以向所有的投资者进行融资，所以资本市场相对来说实现了金融体系的熵的最大化，代表着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比尔·盖茨是个计算机专家，但他的一句话道出了现代金融的本质，他说，商业银行是二十一世纪的恐龙。这句话讲出了未来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一定要顺应潮流，致力于内部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并加大中间业务的比重。
我们应该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平衡点的位置是变化的，或者说是漂移的。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趋向市场，让更多的资源被市场配置。这也许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挑战苹果的年轻人
去年我在北大的一次讲座中，提到过中关村的车库咖啡，那里每天有很多创业者在里面创业，还有很多风险投资家到那里投资。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是一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是他首先发现了这个咖啡馆，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他说中国最可怕的，不是每年发多少论文，因为很多论文都是抄袭的，而是中国的年轻人们，开始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的30年中，美国得以傲视天下的最大的秘密，是资本和科技的结合，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30年前，有两个年轻人，叫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他们刚刚走出校园，开始创业。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和他们一样，也是刚刚走出校园，开始创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30年后的中国，会有中国的微软和苹果。
或许不需要30年
最近，我们有机会去中关村调研，看到了一家手机企业叫小米，几个创业者不算年轻了，四五十岁了，但除了他们，公司其他员工，全部都是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们，谷歌达到20亿美元的销售，花了6年，facebook花了7年，苹果花了10年，而小米手机只花了2年。我想，只有在中国的这么一个阶段，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做后盾，才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成长。与小米类似的公司，遍布中国的各个科技园区里，可能还会有很多。
到过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中国和印度
世界上有人说，上个世纪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竞争，这个世纪是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天天去和别人比较或者竞争，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较重要。但参照和借鉴一下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帮助。
去年有机会去印度开了一次会，发现印度人对于中国非常关注。中印经济对话，讨论印度经济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来，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印度人提了很多观点，很多说得还很到位。我当时很感慨，中国人是真不关心印度，印度人是真关心中国。中国人关心谁呢？中国人关心美国，天天盯着美国。
印度这个国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道依然暴土扬尘，与非洲的乡间小路无异，但这样的国家却诞生过像泰姬陵那样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摩天大楼和窝棚可以相安无事；波音飞机几乎是从贫民窟上直接起飞。
的确，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基础设施很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很多优势，据说，印度工作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而我们在35岁以上；印度人英语非常好，跟西方发达世界的交流很顺畅；印度人在硅谷总体来说混得比中国人好，西方向印度转移高科技产业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印度社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社会心态比较平和。我们在相当于中国七十年代绿皮车的印度火车里与四个印度人换座位，对方全都是礼貌有加，让习惯了国内高铁里“宁可自己不舒服，也不能让别人舒服了”的国人心态的我们感慨万千：印度这个国家，物质文明是差了点，精神文明还可以。我想，最终，国与国的竞争，从长远来看，是机制的竞争，是文明程度的竞争，当然，这个文明程度是全方位的文明程度。
改革与结晶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我们大致正好走过了第一个30年，刚刚开启第二个30年。前面30年依靠鞋子袜子纽扣和彩电冰箱的简单粗犷的发展模式已经过去，后面30年我们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这些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化，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金融体系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面的30年的任务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艰巨。这应该也很正常，就像我们登山，越往后越累，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大，空气越越来越稀薄。我们怎样才能走好这后面30年？
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物理化学的课程，结晶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晶的时候，溶液中的一些分子开始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簇，或者说叫晶核，但这时候，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集过来，也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晶核达到了一个临界体积，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了。我想，中国的改革、文明的进步、大国的崛起也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努力，产生正向的持续的正能量，那么，在某个时刻，这些过程就会突破临界点，成为不可逆。
小平同志还说过，如果我们能够走好这两个30年，我们就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经济改革的年代，能成就多少人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出版后，在网上有不少的评论。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他的这句话，可能是在问问题，也可能是感慨。
我回忆起当初在翻译《伟大的博弈》的时候，里面关于美国历史上三个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人叫梅隆，是一个爱尔兰的小伙子，十九世纪末期，移民到了美国匹兹堡，那时可能还是比较一个荒蛮的地区。他具有非凡的伯乐相马的天赋，有了第一笔钱后，就贷给了另外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刚刚开了他的钢厂，他的名字叫卡耐基，后来成为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他还投资于一个焦炭厂，焦炭厂的厂主是叫弗里克，后来成为了美国的焦炭大王。而梅隆自己，后来成了美国的金融巨子，连续做了三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
他们的历史渊源还不止于此，卡耐基和梅隆后来共同捐献了一座大学，叫卡耐基梅隆大学，弗里克和梅隆的妻子分别是对方介绍的，所以成了终身不渝的朋友。这个故事听上去让人唏嘘不已，一个小小的匹兹堡，为什么能够同时成就了三个巨人？似乎很偶然，其实并不偶然：第一，匹兹堡发现了铁矿；第二，匹兹堡发现了煤矿；第三，铁矿和煤矿的开发需要金融的支持；第四，最重要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时代，美国的重工业化时代，那是一个一日千里轰轰烈烈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伟大的人物。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样激动人心，或者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
两年前的一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孩子油画班招生的广告，把孩子送过去学画，发现是三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创业开办的。问了一下，他们好像并不都是美术专业的，有的原来还是学教育的。他们的教法是模仿国外的一种教法，例如要画雪景，就让小孩子看很多雪景的照片，然后说，不许看了，现在开始自己画，画出来是什么？印象派。这个教法很有意思，孩子们画出的画也很有点印象派的意思。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需要的是发现和启迪。但是小区里的租金不菲，看到三位创业者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很替他们的创业前景担心。一年以后的一个周末，陪同孩子去参加他们油画班的野外写生，放眼望去，多少个学生？70个，今天已经超过了100个。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13亿人，轰轰烈烈地走向繁荣和富裕，走向现代化。我想，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有一点点比较优势，非常专注，坚持下去，做到中国前100位，一定是亿万富翁，因为社会的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回答前面这位网友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呢？答案是，会成就很多人。任何人，只要他全身心地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去，推动改革、努力耕耘，时代是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他的！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我们用第一个30年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将用第二个30年解决第二个问题。
今天我们大致正好走过了第一个30年，过去的30年主要是经济改革，我们正在开启第二个30年，下面的30年是体制改革。我们需要法律体系的完善、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市场体系的深化。水木然认为后面的30年的任务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艰巨。就像我们登山，越往上空气越稀薄，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大，但是境界也更高，风景也大不同。（本文根据2013年作者的两次讲座整理而成）
延伸阅读：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水木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特点可以用24个字概括：有自由、不放纵；有协调，无约束；有竞争，无特权；有区别，无阶级。
论及自由，劳动人民永远都会享受“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而之前中国曾经实行的“井田制”和“公社制”，都没有将土地产权明确到个人，名义上是“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当权者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论及放纵，自由经济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但人性的贪婪如果不被防范就会将人引导走向极权主义，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西方社会，正在品尝“资本”操纵一切的恶果。
论及协调，为了防止人性引导下的行为放纵，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发挥服务性作用。
论及约束，国家充当的是协调角色，而不是指挥一切的角色，如果过度干预，那就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经济活力一片沉寂。
论及竞争，国家今后将鼓励依靠创造性和获取收益，创新者获得社会认可程度会越来越高。
论及特权，有了竞争就有了民主，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坐享其成的时代一去不返。
论及区别，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属性、性质和状态不同，社会越来越多元和包容，少了你的精彩，世界就少了一份美丽。
论及阶级，阶级的存在于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了阶级，财富的多少不再等同享受的权利的多少，只能是成就感的副产品。
总之，中国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现在要走的路需要依靠自己去摸索，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借鉴。而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跟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需要不断的沉淀和思考，才能汲取其中的力量！（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