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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韩柳师道之争 
作者:[朱永嘉] 来源:[《读书》2015年第一期] 2016-07-02

  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柳宗元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此书信起于韦中立,希望以柳宗元为师,讨论何以为文章之事。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就讨论何以为文的问题作了答复,对拜他为师的问题作了否定。其云: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韩愈写《师说》应是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年)的事,那一年春天韩愈在京师,夏天去洛阳,秋天又去京师,次年春夏之交再去洛阳。这与柳宗元所言“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的状况相符。韩愈为什么在那时热衷于与张籍、李翱等以师弟子相称呢?他在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年)的《答李翊书》中称:

  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耶?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

  这是他表示自己不同于待用之器物,朝廷能用己,则为政施诸于人,不用则授徒讲学,垂诸于文字。授徒讲学,作文字,都是一种造势的行为,扩大自己社交的圈子。从当时韩愈的书信中,亦可知其社交的圈子相当广泛。其云:

  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于已已厚,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与崔群书》)

  韩愈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如此广泛的社交圈子,当然会招忌。柳宗元所言“世果群怪聚骂”,在韩愈的书信中,也能得到印证。他在《答冯宿书》中说:

  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已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

  他在书信中说到“君子不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可见其态度是我行我素。从他“不一至贵人之门”这句话,可见其交往的圈子都是一些尚未考取进士的士子。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

  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

  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找韩愈讨论文章作法呢?因为他开了古文运动风气之先,自然有后进之士子向他讨教作文之方法,写文章出了名,向其讨教的人自然多了。《新唐书·韩愈传》亦称:“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子弟’。”而在韩门子弟中,若李翱、张籍、皇甫湜,“亦皆自名于时”,扩大了韩愈的社会影响。

  韩愈是如此,柳宗元也是当时文章之大家,登门求教者何尝不是如此,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

  秀才足下,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

  为什么师弟子的称谓在当时犯忌呢?柳宗元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

  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仆聊歌以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谓有可师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不足当也。……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仲尼岂易言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

  若执弟子礼,那就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了,这个相互关系就复杂了。柳宗元在《与顾十郎书》中说:

  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缨冠束衽而趋以进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则恶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难也。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势异,则电灭飚逝,不为门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人之非已也。

  接着柳宗元以顾十郎之父顾少连为例,顾少连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取进士六十人,诸科十九人,出于此科者皆为顾之门生。其云:

  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执事试追状其态,则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间招众口飞语,哗然诪张者,岂他人耶?夫固出自门下,赖中山刘禹锡等,遑遑惕忧,无日不在信臣之门,以务白大德。

  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的进士,出自顾少连门下。在顾少连的门生中,知恩者还是少数,大多数都是权衡利害关系,而柳宗元自己切身的体会,那就更不一样了。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讲自己当年的情况云:

  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爲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

  柳宗元有了那一番遭遇,当然对有人求其为作文之师者,就不能如韩愈那样勇于担当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找柳宗元讨教文章作法,因其文名在外。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我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无有司,而士可以显,则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预备而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无以应之,则大臣之道或阙,故不可惮烦。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以文取人,是当时流行的取士之途,他自己也是靠文章起家的。其云:

  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

  他贬谪永州以后,仍以文章显于世。而韩愈与柳宗元这二位执文章牛耳者,在许多问题上,如关于历史修撰上的争论,在《毛颖传》这类俳文上互相支持,对提高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亦有影响。从他们往返的书信上,亦可知其书信文章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其传播相当广泛。如韩愈的《进学解》与《毛颖传》,柳宗元都辗转得悉,可见他们的文章一出,便在士子间广泛流传,成为当时士子作文之范文。如果从这样的视角看韩愈与柳宗元关于师道的争论,实际上是扩大了他们在当时士子心目中的社会影响。

  韩愈的《师说》作于贞元十七、八年之间,他是堂堂正正主张恢复为师之道,提倡师道之尊严,指责师道之不传久矣。其文云: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里讲的为师之道,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传道,指为人之道,古人是讲修己治人之道。师者,要能为人之师表,讲究自己的德行。治人是讲为政与管理。授业,是为六艺及作文之道,即章句与文辞。在柳宗元看来,孔子是授人以道,而马融、郑玄只是章句之师,今世固不少章句师,能如孔子那样传道的人则高不可及,而章句则又是言道之入手。解惑,是指解析修道与读经中之疑惑。为师之条件,不在于身份的贵贱和年龄高低,而在于闻道之先后。

  那么为什么会有“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情况,一旦以师弟子相称便会引起众人的嘲笑呢?韩愈在文中说: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这中间巫医乐师百工,因授艺的关系,历来师徒相称,相沿为习,同时孩子幼年启蒙之教育,历来亦是择师而教。自古以来,就有君子易子而教的传统。为师者既有如何为人之道的教育,但更多是指章句文辞的教导,师弟子关系很明确。但士大夫之间的师弟子之相称包含着名分关系,往往是门派关系的前身,这是引起他人“群聚而笑之”的原因,在这背后是仕途的竞争。韩愈讲:“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写《师说》,从道理上讲没有错,但这次由师道问题引起争议之背后的实质并未说清楚。

  柳宗元写的《师友箴》是针对韩愈《师说》而言,那是求其实,不必一定要讲什么师生之间的名分。《师友箴》序云: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已,又以诫人。

  此序文是讲当时现实生活中师友之之间的实际状况,称师弟子关系便受人嘲笑,交朋友讲利害关系,不讲道义,结果是为人之道义被离弃,这是社会的通病。其箴文云: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牙指鲍叔牙友于管仲),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耻是指管仲,虽有缺陷,鲍叔牙仍以之为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丏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不忽。

  为人没有师友不行,认师交友,以道义为先,不是利益驱动。符合道义,可以与傭丐为伍。不符合道义的,即使有地位若公侯者,亦与之保持距离。在师友关系上,社会风气之所以败坏,道义之所以离弃,是因师友相交不以道而以利。问题出在利益驱动,而这一点也正是柳宗元之《师友箴》高于韩愈《师说》之处。问题不在于名分关系,而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竞争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结果是财富的加速流动,浸润人际关系,加剧了世态炎凉,道义尽失,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便是加剧道义的沦丧。今天读韩愈的《师说》与柳宗元的《师友箴》,能启发我们的仅此而已。不是不要利,利益交换与为人之道义,是二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把二者关系混淆,要承认高于利的道义才是为人之准则。

  韩、柳关于师道的这一番议论,放到历史上考察,它开启了宋、明士大夫书院讲学风气之先,而士大夫的讲学授徒,实际上为议论时政开了一个口子,毕竟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我对此抱着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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