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学”存在诸多怪力乱神的现象和消费文化的狂欢色彩，只要在网络上搜索国学，就会看到，与之相关的高频热词为“国学班”，国学少儿班，国学总裁班，国学家教班，甚至国学淑女班，纷涌而来。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可见一斑。而在教育市场上，国学教材良莠不齐，中小学校对国学形式主义的迷恋，也是令人担忧。

　　半个多世纪前，章太炎说研究国故之学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钱基博在《国学必读》一书中则更重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本是带有传统文化乡愁意味的国学热，现在却日渐演绎成匪夷所思的闹俗热剧。

　　我们为此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学研究者方朝晖，他认为当下国学热是“亚健康”的，有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抛开“国学”一词，一时跟风之热，本身就隐藏着很多问题的症结，他首先反思的是，为什么在现代中国总是盛行各种热？

　　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有过炼钢热(50年代)、红卫兵热(60年代)、解放军热(70年代)、出国热(80年代)、下海热(90年代)等等。

　　什么叫做“热”？就是全民在生活方式上没找到定准，所以很容易被某种潮流、风气所煽动。“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风，盲从。当一种热潮来临时，人们乐此不彼地追随，争先恐后地模仿。但当热潮退却，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当初多么愚蠢可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已陷入另一种热潮而不能自拔了。

　　国学热背后，隐藏的是数十年来行业价值被掏空、社会不能自治、未来飘忽不定、改革措施急功近利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找不到对症的解决之前，指望靠复兴国学来解决问题，也许是南辕北辙。而一味追求外在效应，迎合大众趣味，只能把国学教育低俗化。这不是在复兴国学，而是伤害国学。

　　“国学”一词边缘界定的混乱与模糊

　　“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输入中国的。日本在江户时期出现过国学派、后又出现了国粹派，要以日本学问区别于中国和西方学问，以证明大和文化之独特伟大，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19世纪末，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等接受了日本的“国学”概念，后输入中国，20世纪初得到了邓实、胡适等人的提倡。大抵来说，“国学”当时被理解为“中国人固有的学问”，与它含义相当的概念还有“国粹”、“国故”等。当时引进这个概念也是为了和西方学问相区别，所以是被“逼出来”的。大家知道古人从不称自己的学问为国学，而直称其为儒学、道学、理学、心学、佛学、玄学、子学等。它们适用于全天下，岂能限定于一国?

　　然而“国学”作为一国固有之学问，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实在是各说各话，无法统一：

　　一种典型的理解是把它理解为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比如马一浮先生将国学理解为六艺之学及其延伸;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演录》中从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等五方面来概括国学;现代学者如方克立将国学理解为四部及其相关之学，更全面些。

　　还有一种更宽的理解，把它理解为以儒、道、释为主体，兼及诸子百家的学问。或理解为中国古代从先秦至明清的主要学术思想流派，包括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汉学等，以钱穆为典型。张岱年先生则理解为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宗教等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这是现代学科式理解。

　　最后，民间还有一种最宽泛的理解，即把它当作“中华传统文化”的同义词，诸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气功太极、茶道饮食、戏曲舞蹈、中医科技等等，凡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统统叫做国学，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了。

　　总之，如今从们在使用国学概念时，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的态度。

　　流行文化语境中的国学精神按摩与消费文化

　　我总结国学目前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多种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大体来说有如下几种：

　　一是生活方式。在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进的条件下，人们希望能改进生活的质量，比如茶道、烹饪、养生等方面的传统生活方式近年大行其道，就是因为能让不少人觉得这些可以他们活得更健康长寿，这些都可以打着“国学”的旗号来进行。

　　二是权谋法术。许多企业家、管理人员对国学基本上一窍不通，但热衷于国学的所谓权谋之道，他们听说历史上的鬼谷子、孙子、李世民等人如何出奇招、高招、怪招，创造了神奇的功效，纷纷欲效仿之。其实国学中确实有极其深刻的管理智慧，只可惜很多人没耐心去学，总想“一抓就灵”。

　　三是消灾免祸。人在有了钱之后，最害怕的当然是天灾人祸;而在遭遇困顿之后，最希望的当然是交上好运。于是很多人在国学中寻找法宝，希望得到庇佑、交上好运，于是风水八卦风靡一时，神道鬼道大行其道。这是中国人几千年就有的传统，本是最下层没文化的老百姓才信的，但现在中国人相信此道者却大有人在。这可以说是当下国学热中最不健康的现象之一。

　　四是附庸风雅。有的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国学或懂得国学，但是觉得家里放几部国学经典，身上穿一身汉服唐装，脸上养几撮黑长胡须，嘴里吐几句“之乎者也”，就算有文化、有品味了。在一个崇尚消费的时代，国学也是人们消费的对象;在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国学也被浮躁地利用了。

　　五是做人处世。不少人觉得古人在做人处世方面中积累了深刻的智慧，在《四书》《周易》《老子》《庄子》《坛经》以及象《菜根谭》《呻吟语》《曾国藩家书》等一类作品中，确实可以读到古人做人的智慧结晶。很多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学国学而更加孝亲、敬长、懂事、明理。

　　六是民族认同。随着国力的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大增，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发酵。那就是要追求与西方人不同，要在中国文化优越感中寻找满足。您想想，要证明中国不比西方差，国学当然是最有用的工具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学研究也容易被民族主义所绑架。

　　七是文化素养。从古至今，文史知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气功太极、饮食中医等广义的国学内容一直是中国人文化素养的一部分，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即使是“文革时期”也是如此。把国学当作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是无可厚非的，也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

　　八是精神信仰。这本来是国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可惜真正能从国学建立自身信仰的人非常少。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道、释，本来都是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的。不过其安顿人灵魂的条件也非常严格，需要接受严格的修行，需要有大德高贤的指点，需要有极大的人格毅力。现在这方面的国学传统非常薄弱，所以也容易被江湖骗子、假和尚、伪道士所钻空子。

　　由上可知，看一个人是不是热爱国学，不要看喊什么，要看他行的是哪方面的国学，这样才可判断是真假优劣。

　　民国与当下的对照学术高阁中的精深研究与消费时代里的信仰缺失

　　民国时期的国学热，如果跟今天比起来的话，算不上是“热”了。那时社会相对自主，不可能全民跟风学国学;再说那时是小政府、大社会，官方并没有象现在这样力挺国学。国学热即使有的话，主要限于“一小撮”，影响力非常有限，基本上超不出知识圈子。至于在社会上，那时中国传统文化还非常强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本来就已经非常“国学”了，跟知识分子倡导的国学也没多大关系。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国学热(如果有的话)，是由一批真正的国学大师提倡的。这些人从小家学渊源深厚，个人信仰坚定，面对欧风美雨，他们一方面以笔墨来捍卫国学的价值信念，另一方面更以自身的人格示范证明国学的永恒价值。

　　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是在国学传统几乎中断、国学大师几乎灭绝的情况下提倡国学的。一方面，找不到或极难找到当初那样杰出的大师来引领风气，指导学习，自然容易被伪国学、假国学所蒙蔽；另一方面，在传统中断数十年后，人们对国学的理解也较肤浅，自然容易相信风水算命之类低层次的迷信行为。这些客观上都使得国学热中在今天容易出现不健康的现象，引导难度也比较大。

　　在一个浮躁、功利的时代，国学如果能建立自身健康的传统，诚然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但是，就一个民族来说，人心的浮躁、物欲的横流，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因素，我刚才已说过，其中最深刻的问题包括行业价值没有确立、社会自组织系统没有形成、意识形态千变万化、国家未来无法确定、改革措施急功近利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指望靠多念几本国学书、多恢复几个古仪、多搞一些国学教育，是很不切实际的。

　　“国学热”现象折射的文化困境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江湖术士开办的国学会所、国学班;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中，有诸如读经班、“全校齐读弟子规”、入校时举行入泮礼、拜孔子等一系列与国学有关的行为。对于这些现象，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比如让孩子们读读百家姓、千家诗、《论语》等经典，没有什么不好，我也让自己的孩子读;让中学生、大学生多读一些国学经典，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毕竟那些经典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其中有永恒的价值。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往往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困境中度过难关的最宝贵资源。

　　同时，恢复一些传统的礼仪行为，让人们体会古人如何把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体现在礼仪中，如何做得好，是有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行为中确实也存在很大的盲区，不可不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古人的精神、缺乏古人的境界，盲目地追求形式，崇尚风雅，是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国学人才的。结果读经变成了和尚念经，培训变成了挣钱机器。一味追求外在效应，迎合大众趣味，只能把国学教育低俗化。这不是在复兴国学，而是伤害国学。

　　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人从小在学校里、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了可能是全世界华人世界中最系统而丰富的国学熏陶，但是国学在台湾从来没热过。台湾从没有过什么“国学热”。在中国大陆，动不动流行这个热、那个热的。您不觉得一个国家不断地流行各种“热”，反映人心不能安定下来，因为一个社会没有成熟、定型，所以容易被各种“热”冲昏了头脑吗？

　　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有过炼钢热(50年代)、红卫兵热(60年代)、解放军热(70年代)、出国热(80年代)、下海热(90年代)、国学热(2000年后)，等等。什么叫做“热”？就是全民在生活方式上没找到定准，所以很容易被某种潮流、风气所煽动。“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风，盲从。当一种热潮来临时，人们乐此不彼地追随，争先恐后地模仿。但当热潮退却，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当初多么愚蠢可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已陷入另一种热潮而不能自拔了。

　　为什么在现代中国总是盛行各种热?我认为有许多深刻的根源需要认真面对。一方面，数十年来我们摧毁了行业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职业行为都是为外在需要服务，导致行业行为无意义。当行业不能自治，当社会不能自立，人们不知道自己所为何事、所求何业，人心无法安定，情绪躁动不宁，极易为外在潮流所吸引。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在未来几十年、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段里终将去向何方并不清楚。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之争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今天他们对此已经厌倦，不愿再相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了。当他们什么都不信时，对他们来说，长远的未来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唯有相信金钱、物质这种有形可见的东西了。然而，金钱、物质可以满足一时的欲望，满足之后人们可能感觉更加心灵空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想到在国学寻找精神慰藉。

　　再一方面，几十年来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并没有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健全的，什么样的生存之道是真正有意义的。加上以功利为主要取向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极大地把人心引导到追求物质利益的方向上去，进一步加剧了人心的混乱和迷茫。在人心高度混乱和迷茫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容易成为各种“热”的俘虏。

　　综上所述可知，当下的国学热背后，隐藏的是数十年来行业价值被掏空、社会不能自治、意识形态变化不定、国家未来飘忽不定、改革措施急功近利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找不到对症的解决之前，指望靠复兴国学来解决问题，也许是南辕北辙。

　　从民间狂欢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张“国学”的未来何去何从？

　　国学回归课堂当然是好事，包括设立国学专业，我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中国来说，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步。大家只要研究一下犹太这个民族就知道，这个民族数千年是多么地注重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并且正是靠着对自身历史和文化坚忍不拔的信念，犹太人才一次次起死回生，重建辉煌。象我们过去那样，把自身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全盘否定、必欲除之而后快，乃是断子绝孙的做法。

　　但是在提倡国学的同时，也千万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荒唐地认为凡是国学思想都不能抛弃，凡是中国文化都不能批评。甚至有的人认为国学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无往而不胜;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体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中国古代的智慧是全世界最高明的。如此下去，将树立起一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情绪，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在提倡国学的时候，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对外来文化持高度开放、全面学习的态度，千万不能再犯清末士大夫的错误。我时常想，国学的研究者和提倡者们，最好要能够跳出国学看国学、跳出中国看中国，才能真正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看不到其他文化的精华、体验不到西方文明的价值，必然容易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对国学的内容要有分辨，不能片面提倡、盲目接受，一定要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去看国学。如果设立国学专业，最好不要一窝蜂地做，现在最稀缺的是好的、高素质的国学人才，而国学人才的培养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严格说来，国学教育的开展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几十年、几代人的事业。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传播者？

　　我有时想，现在的从事国学教育的群体，或可分为如下几类型：

　　一是学者型。把国学主要当作知识研究的对象，虽可能认同国学，但不会全身心地信仰国学，践履国学。现在学院派学者大多数都是此类。他们擅长于研究，专业知识丰富。

　　二是商人型。以国学来挣钱，可能对国学也有好感、甚至有情怀，但根本上是为了赚钱，为了钱有时可能贱卖国学。现在很多国学培训部门或机构属于此类(但不可一概而论)。

　　三是术士型。不学无术，但擅长忽悠;巧舌如簧，却人气极旺;招摇撞骗，又滑头如鼠。近年来国内冒出了许多这类江湖术士型“国学大师”，头衔一大堆，多半是自封的。

　　四是传道型。在国学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这是真心向往国学、传播国学。也只有这类人才有可能担当起复兴国学的重任。但可惜这类人才无法“量身定制”，可遇不可求。

　　当然上述这几种身份可能在有些人身上同时存在，我只是罗列典型。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传道型国学人才，其他类型的国学教育者群体虽可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学复兴主要不能靠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