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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现代人更要敬畏圣贤之言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5-04-22

 

笔者有个顽固的习气:爱逛书店。

 

即使在海外,也要去汉文书店走一遭,搞得当地朋友到处去问警察——这个习气恐怕到死都难以改掉了。

 

    逛书店,除了博览群书、购买研修所需的书箱,重要的是了解当代人的思想、学术动态——我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书一般都可以在网上买到,一些书实在买不到,在北京坐上地铁四号线,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下来即可。

 

    如果说自己逛书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学人太傲慢——无所敬畏,尤其不知敬畏圣人之言!

 

    昨天(413)下午去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发现台湾一位知名学者刚刚出版的《儒门修证法要》,看到里面一会儿论儒、一会儿论佛,一会儿论道。言之凿凿,大师气派,却又云山雾罩,让人不得要领,我就禁不住要写这篇文章了,目的是要告诉大家:现代人更要敬畏圣贤之言!

 

                    一、究竟何谓“三畏”

 

    “畏圣人之言”,语出《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上面引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如所有语录体文本常常具有的负面效应一样:一句简单的话,却常常被诸多人误解。特别是对于“大人”的解释,最容易出偏差。文中“大人”并不主要指地位高贵的人,而主要是指有道德成就和智慧成就的“大人”、“成人”。【1

 

   比如杨伯峻先生(19091992年),在其有名的《论语译注》中,尽管提到先秦对有道德的人也叫“大人”,但依旧将之解释为“在高位的人”、“王公大人”。他说:“古代对于在高位的人叫‘大人’,如《易·乾卦》‘利见大人’,《礼记·礼运》‘大人世及以为礼’,《孟子·尽心下》‘说大人,则藐之’。对于有道德的人也可以叫‘大人’,如《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这里的‘大人’是指在高位的人,而‘圣人’则是指有道德的人。”【2

 

    因此,杨先生将整段话解释为:“君子害怕的有三件事:怕天命,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语。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怕它;轻视王公大人,轻侮圣人的言语。”【3

 

    中国古典政治的基本特点是“贤能共治”,所以“大人”自然包括政治地位高与道德修为高两重含义。不过联系前后文,我们就能看出,“畏大人”没有后世所谓的“是官当敬”之意。这里孔子是从敬畏的层面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道理,是有其次第的——“畏圣人之言”,并敬畏圣学,是穷理的基础;“畏大人”,以道德成就的人为榜样去修习,是尽性的基础;“畏天命”是知天命,顺天命,通达无碍,“至于命”的基础。【4

 

    综上所述,这段话更合理的解释是:

 

    君子所敬畏的有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道德智慧上成就的人,敬畏圣人的学说言语;小人不懂得天道天命,因而不知敬畏它,轻视道德智慧上成就的人,轻蔑侮辱圣人的学说言语。”

 

    从闻道、到修道,再到证道,从畏圣人之言、到畏大人,再到畏天命,不难看出,“畏圣人之言”是一个人修学的起点,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二、警惕国学专家“举着红旗反红旗”

 

    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以及这几年中国政府的大力提倡,直接轻蔑侮辱“圣人之言”的现象变少了。目前普遍的状况是那些所谓的国学专家“举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以“圣人之言”为获取名利的工具,处处有心得、时时在发现,恨不得马上成通天教主,明天就万古流芳——至于“圣人之言”的本义以及圣贤之道的修证,就不是这些人所关心的了。

 

    具体到当前学术界, “侮圣人之言”主要包括两种表面上相反的趋势:

 

    一是将中国学术西学化,无原则地国际化,这是目前大学国学研究的主流。有容乃大,自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我们学习西方本来不是什么坏事——西学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研究世界的新视野,也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

 

但这种方法的应用一定要有限度,因为中西文化、中西学术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学术重实践、重以象尽意,而西方学术重理论,重抽象概念;中国学术以得大智慧,成圣成贤为目的,而西方学术重获取知识,以知识技能见长。从整体上说,西方学术只到了知识这个层面,而中国学术已经到了守经达权,应变无方的智慧层面——如果我们将中国圣贤之学等同于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简直是买椟还珠式的愚昧。

 

目前最可怕的现实就是:国学专家剥离了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内核,将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鲜活的中国文化变成了枯燥干瘪的文化标本,并用书法、京剧脸谱以及西化的中医装饰一新,要将它推向全世界——这些人真是造孽!

 

    “侮圣人之言”的第二种趋势是研究中国文化狭隘地株守一隅(抓住一个学派、一本书、一句话不放),不知诸子百家皆圣贤之学,不能会通百家,甚者还以反对西学为能事。他们表面上高唱圣贤之道,实际上是败坏圣贤之道,这在大陆的“新儒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起源不同。中国文化出于王官,各家是相须为用的。直到春秋时代,人们还将诗、时(历法)、春秋、行(道路)、易卜称为“官技”、“君柄”,懂得这些技艺的人亦由国家供养。

 

    《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引管子言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

 

    民众中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历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可以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国家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

 

    政府作为一个整体,下属部门诸王官专司一职。诸子出于诸王官,诸子百家自然是相辅相承的——我们治国、平天下,不懂《管子》是不行的,因为那里边细致讲了如何管理经济,如何一平天下,光研究儒家,治国、平天下极易成为一句空话;再比如我们研究名家,不研究墨家几乎不行,因为后来的名家祖述《墨子》中名学专论《墨经》,名家的有些论题,不通过《墨经》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再比如法家,他的思想基础是道家,不研究道家,读懂法家是相当困难的。

 

现在诸多所谓的“国学专家”不管这些。他们喜欢株守一家,师心自用。乃至穷诸玄辩,大搞什么政治儒学、儒家经济学、公民宗教……,花样百出,让人目不暇接。

 

因为这些“新儒家”不存在思想内核,所以他们的学术观点大多是披上了儒家外衣的西学,常常越是激烈反西方的“新儒家”越会显示这个特点——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之下,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也有必然性。

 

    这些人满嘴都是圣贤之言,“上至三皇五帝,下至计划生育”,无所不言,就是不言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大道。《管子·戒第二十六》云:“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学而不会反省,一定产生邪恶——真的是这样啊,笔者十几年来看到这样的人太多了!

 

    以前面提到的《儒门修证法要》一书为例。它讲修行,讲的人头晕目眩,就是不讲儒家经典中由人道向天道修行的路线——从《大学》中抓到几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开始胡说八道,好像自己已经达到“六经注我”的境界……

 

    明明《大学》对其首章有细微阐发,但在那位台湾“半仙”大师眼里这近乎变得不值一提。自己说得痛快就好,就是大学问——其“侮圣人之言”如此!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言以载道”。所以,我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都要“畏圣人之言”,不能拿着圣人之言,卖自己的狗皮膏药。否则,可真成了清代大儒颜元所说的:“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曹魏大臣桓范(?~公元249年)在其《世要论》中,专门讨论了学人写作的原则。千百年后,我们读来仍倍感亲切。兹从《群书治要》中摘录下来,供有志于学的诸君共勉:

 

  夫著作书论(书与论——笔者注)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疑为“笃”)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撰述书论的目的,在于阐扬光大圣贤大道,叙述说明圣贤教化的道理,推演事情背后的义理,尽力抒发情感,记述真理,针砭错误,以此作为标准和法度,不仅可以在当时施行,也可以让后世修习。自古以来富贵之人其名字早已经消亡的,不能逐一记述。唯独只有留下著作于后世的潇洒风流之士,才能够不朽。他们的声名振起于百代之前,而声誉却流传到千年之后,是由于其文章让看到的人能够受益,听到的人能够觉悟的原因啊!怎么能够把那些凭空转相仿效、充满浮夸的言辞和议论、于世无益无损的文章称作书论呢?可是,世俗的人,不懂什么叫做写作的本质,只是追求空泛溢美的言语,而没有有益于人的义理,这是错误的。因此,写作的人不应崇尚言辞的华丽,贵在能够阐述道义而已,不应称道其聪明巧饰,而应厌恶其损害道义。因此,辩说琐碎的小事破坏大道,志大才疏者写作华丽的长篇大论,这些都是圣人所厌恶的。

 

                 三、圣人之言是我们必须学习的首要知识

   

    这是一个信息高度泛滥,知识高度碎片化的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知识的传播变得迅捷,又使资本和权力对信息的控制变得更为简单。天天面对海量的信息,现代人最重要的一项生存技能就是区分什么知识是主要的?什么知识是次要的?什么是信息垃圾?

 

——否则,沉湎于大众娱乐化的信息垃圾中,“拥抱愚蠢”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病态和常态。【5

 

    要知道,信息泛滥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战国时代的先哲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逍遥的庄子就曾感叹人类有限的生命无法去穷尽浩瀚的智识,他不禁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战国大儒荀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荀子·解蔽篇》)

 

    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规律。凭借可以认识事物的人类本性,去探求可以被认识的事物规律,如果对此没有一定的限制,那么过完一辈子、享尽天年也不能遍及可以认识的事物。人们学习贯通事理的方法即使有成亿上万条,但如果最终不能够用它们来通晓万事万物的变化,那就和蠢人相同了。

 

    在先贤看来,西方专业化、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愚蠢的——在这样一个“每天大量生产愚蠢”(台湾诗人余光中语)的大众娱乐化时代,这一点值得我们三思!

 

    那么如何解决人之知与物之理间的矛盾呢?就是知止,依止于圣贤之道,守经而达权,无论内圣(道德修为)和外王(社会治理)两个方面都是这样。

 

    荀子接着写道:“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

 

    学习就要有所依止。把自己的学习范围依止在哪里呢?把它限制在最圆满的境界。什么叫做最圆满的境界?就是通晓圣王之道——圣人,就是完全精通事理的人;王者,就是彻底精通制度的人。这两个方面都精通的人,就可以成为天下最高的师表了。所以学习,要把圣王当作老师,要把圣王的制度当作自己的法度,效法圣王的法度而探求他们的要点,并努力效法他们的为人。

 

    在物质高度繁荣、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更要像战国先贤那样:知止,老老实实地依止于圣贤之道,圣人之言。这是我们安身(心)立命,得大智慧、大安乐的根本,是我们必须学习的首要知识。

 

    两千多年前,面对西周礼乐社会的崩溃,伟大的孔子告诉世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今天,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无序与无望,我们更要知所敬畏,有所敬畏。这里边,首先要“畏圣人之言”!

 

诸君谨记!

 

注释:

 

1】参阅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20~125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87页。

 

3】同【2】。

 

4】同【1】,第215~220页。

 

5】参阅《港刊:“拥抱愚蠢”已成无坚不摧的社会潮流》一文,中国新闻网20150414日,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hb/2015/04-14/7206942.shtml,访问时间:201504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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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5-04-22 15:15:33.0)
    写的真好!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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