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2015年1月，曹锦清先生在中国力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的讲话，原载观察者网2015-02-14；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十八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为何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这次聪明。因为它内涵了一个前提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容讨论。但面对新的形式，党的执政方式又容有大规模讨论和创新的余地。二十几年来政治学都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转型过程当中、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等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要对所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政体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和吴敬琏有一次会议。他的两个命题后来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97、98年躲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来源于西方。这样如果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治理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移动，又面临着“五化”同时并行，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时并举。我们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转轨，只讲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会学家基本在“三化”中讨论问题。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是从“三化”中讨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型的。例如马克思认为市场化之后、原来小生产到大生产、从乡村到都市以后，这个转型带来什么问题？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还有学者认为是工业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们13亿人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按照内生资源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还能在总体上保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征地运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等相比于转型期的法国、美国等，出现的问题要少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党在这里引领。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次把问题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对了。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治理问题。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体和政治讨论上，就是如果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讨论，我们怎么也逃不出来。围绕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讨论，避免了讨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讨论政治问题不能再用政体形式合法性，而应该讨论这个国家当下的总的政治认识。邓小平他就明确政体应服从政治内容，什么样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个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样的政体，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好政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近代学习的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学科，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并非一种自我标榜，我是通过印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得出的。其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印度思维和中国思维：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健全的常识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学等方面。而印度过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个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鲁认为，如果印度有中国式的常识理性，那该多好啊！

    从我们来看，健全的常识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晚期相比，他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常识理性。“不争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被具有健全尝试理性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讨论政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民族当下需要什么。我将邓小平这些实践启示概括为三条：第一，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政治版图的统一强调现有的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当前这些还没有解决，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转型时期保持稳定，又不能动用政治镇压来保持稳定，像89这样的动用军队来镇压的事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就和治理的能力和体系有关系了；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保证发展，要解决物价、就业等相对稳定问题，这是难中之难的事情。这三大任务，即现有的政治在多大情况下满足了这些？要从政治内容看政体优劣来评价。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政体之谜，最早是利玛窦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利玛窦之谜。作为一个中国通，利玛窦判断当时中国政体是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他向欧洲报告时称之为“君主政体”。但皇帝是在深宫之中的，具体由士大夫执行，因此他判断中国也是一种贵族政体。在与友人的通信当中，他指出这些士大夫是通过科举选拨上来的，他又判断毫无疑问中国政体是一个民主政体。当时他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分类的（当时还没有孟德斯鸠）。最后，别人问他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政体，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丁韪良在《汉学精华》中将中国政体和美国政体相比较。他认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孟德斯鸠重新改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是心怀叵测的，他主要是对路易十四、十五等贵族的不满，指桑骂槐。他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这是第二点，即讨论政治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从西方的理念出发。

    最后，近代以来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是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展开的。回顾一下，在没有发现西方比我们强的时代，从1500到1750年，不要忘记他们大量的人是仰视我们的。启蒙学者当中有崇华派，也有贬华派。但确实来说这几百年传到欧洲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仰视中国。在这个仰视阶段，他们输入了中国文化。当时他们要到中国来寻找普世性，为他们的启蒙叙事奠定理论基础。这里边的核心人物有沃尔夫、伏尔泰等。当时也有贬华派，如典型人物孟德斯鸠。那个时候中国的肤色由白转黄的争论也在1750年前后。在1750年之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肤色是白色的，以相同的肤色来抬高他们自身。随之，西方的种族概念起来了，白人、黄人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种族主义起来了。他们确实对中国重新评价了。所以，1800年到现在为止，当然是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学习过程当中，西方又成为了一个知识的生产源，我们是消费源。

    而现在，就像习大大说的，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了，这要求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话语的要求开始起来了。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问题，这总是带着镣铐来跳舞，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还手能力更是没有。所以我们期待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崛起和发展，实现战略赶超任务的完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行呢？这里边肯定有近代史、现代史叙事、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叙事。整个政治叙事要重新加以回应。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到来的。我们是为下一代做铺垫工作，我从来没有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错，而是认为他们落伍了，而且延续五四的那种叙事，而不知道我们已经长大将近成人了。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我们要率先肯定自身的常识理性，仅把西方的概念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如果这个观念不颠倒过来，讨论无法进行。现在我们讨论党和国、党和法几个关系，结论已经明了。国肯定比党大，法肯定比权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但我们落下了一种崇洋媚外病。我们要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对我们民族历史的自尊叙事，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评估，要对整个百年向西方学习过程当中正面、负面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估。这三个重新评估的逐渐推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过程。

    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按照党的三要义，精神领袖、经典著作、信徒，儒家当然是个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但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是对其否定的。反对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活在当下；喜欢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死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