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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朵生:复兴儒学,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慕朵生] 来源:[] 2014-03-12

翟玉忠先生按:从慕朵生先生的宏论中我们看到,当代所谓儒者最主要的弱点就是不知何为礼义儒学,何为心性儒学,又喜奢谈政治儒学。他们不知中国文化百家和合共通——不知礼义儒学的基础是名学,心性儒学通于道家,“政治儒学”以法家为内核;其思想之狭隘,令人扼腕。慕朵生是哲学博士、旅美学者、中国儒教网站长,本文源自作者新浪博客2014年1月17日。


    在历史上,儒学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的魂魄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儒家中国”。在没落了百余年后,儒学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复兴,关系到中国人如何安顿“身心性命”和构建“家国天下”,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儒学的死去与活来

    晚清以降,面对国家民族羸弱和西方列强侵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儒学成为中国山河破碎、国势陵夷的“替罪羊”,屡遭“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拼命往西走”(胡适)甚至是“文革”时期“破四旧”、“批林批孔”、挖掘孔子墓式的批判质疑与颠覆解构,总体上呈现出“花果飘零”(唐君毅)、“游魂无归”(余英时)的全盘崩溃态势。换而言之,儒学已近乎死去。

    对于儒学的未来命运,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判断十分悲观。列氏于1965年提出,儒学将会和埃及的木乃伊一样成为博物馆里的古董,“保护孔子并不是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里的收藏物,目的正是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不同之处在于木乃伊博物馆的馆长是外国人,而儒学博物馆的馆长是中国人而已。实际上,这种观点的首倡者当属中国人——1948年,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周宪文就主张,孔子和儒学对现代人而言已没有任何正面且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应该统统送进博物院,供有心人欣赏与研究。

    同为美国汉学家的艾凯(Guy Salvatore Alitto),对儒学未来命运的判断要比列氏积极些。艾氏承认儒学在守护中国人心灵方面可以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把梁漱溟先生称为“最后的儒家”,认为“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而今后的中国再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儒家。事实上,即使作为“现代(海外)新儒家”的唐君毅先生,对儒学复兴的信心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他一方面相信儒学肯定能“灵根再植”,另一方面又悲怆地说自己誓做儒学的“守灵人”!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纪末以来,大陆掀起一股令人振奋的“儒学热”。比如,高校普遍开设“国学”课程并争先恐后设立儒学院。电视台上诸如“百家讲坛”式的儒学讲座不胜枚举。民间“汉服热”、“古礼热”、“书院热”、“读经热”、“论语热”、“祭孔热”遍地开花。思想界则出现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人称儒学已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形成“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特别是,官方也一改儒学批判者的姿态,摇身变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越来越强调儒学的正面价值。种种迹象表明,儒学复兴的春天正在到来。

   2013年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官方拟将教师节改期在孔子诞辰日,且批准部分中学试验以儒学经典“四书”为主要内容的台湾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中旬的一段讲话,被认为是官方试图重新接续“中华道统”的集中表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1月,习近平又亲自视察曲阜,称自己“到曲阜是带来一个信号,那就是表明中央重视传统文化的态度”,并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警语——学者认为这句警语颇能切中儒家“修齐治平”的精神要道。

    短短十几年时间,大陆从批判儒学到复兴儒学的急遽转换或令人诧异,但却不难理解:其一,按照钱穆先生观点,儒学是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面向生命、生存、生活展开的学问,是人所必有之心和必由之路。因此,具有儒学文化遗传基因的中国人天然就是儒家,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起来,人们心灵深处的儒学基因自然会被激活。其二,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观点,现代社会裹挟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会逐渐吞没优美而又神圣的传统信仰,使人们的精神生命因“祛魅”(Disenchantment,去神圣化)而变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惶恐不安,并最终激起人们的“复魅”(Enchantment,再神圣化)渴望,亦即重回传统信仰、重构精神家园的诉求——儒学正是诊治中国“现代文明病”尤其是人性不断“异化”(AIienation)问题的传统药方。其三,按照法国艺术家高更(Paul Gauguin)的观点,人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终极性的追问,即“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复兴儒学成为中国人与“他者”(Other)辨异进而实现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内的自我认同的重要资源。其四,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一些落后国家在走向发展振兴的过程中,前期往往是以“西方化”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后期则往往因现代化成就而“摈弃西方文化”而“伸张自身文化”。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崛起态势明显,已逐步走出“事事不如人”(胡适)的心理阴影,重拾文化自信和实现儒学复兴是大势所趋。此外,两岸政治内耗稍息,但文化竞争愈烈,马英九不仅亲自参加祭孔大典,而且提出台湾要做“中华文化领航者”的倡议,大陆不会将此道德优越感拱手相让。

    儒学的面向与进路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不苟行,待乎其人。汉宋两代思想史的经验表明,儒学要实行复兴,端赖乎出现一批坚定的儒家,守死善道,笃学力行,融会古今,博通中外,提出既“可爱”又“可信”更“可行”的儒学复兴方案——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哲学上之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使儒学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以及百姓人伦日用生活等各领域面,重新成为一种活生生、活泼泼的存在方式。

    幸运的是,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应运涌现出一批坚定的儒家学者,比如蒋庆(阳明精舍山长)、陈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学界称之为“当代(大陆)新儒家”。与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现代(海外)新儒家”倾向于将儒学“西方化”、“哲学化”、“心性化”相比,“大陆新儒家”的显著特点和共同之处是主张“中国化”、“宗教化”、“政治化”,即拒斥“西方化”,将儒学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案;批评“儒学不是宗教”的学术偏见,推动儒教重建和复兴;反对片面强调“心性儒学”的做法,突出“政治儒学”重构“家国天下”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因为学术经历和个人气质各不相同,“大陆新儒家”思想主张各具特色。根据体用观、政治观、儒教观的差异,以及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距离的远近,其儒学复兴方案可分为“左中右”三个面向和进路。

    蒋庆——“儒家中派”。蒋庆早年泛滥百家之学,出入释耶两教,最终皈依儒家,创办阳明精舍,是公认的大陆儒学复兴的领袖人物,代表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再论政治儒学》等。其治学特色是以今文经学尤其是以公羊学为依归,其儒学复兴方案在被“西学”遮蔽了眼睛和心灵的人看来多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在体用观上,严守“中体中用”,主张“以中解中”,反对“汉话胡说”和“以夷变夏”,拒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任何形式的“牛体马用”说。在儒教观上,提出“儒教国家宗教说”说,认为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学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主张通过汉武帝式的“拨乱返正,复古更化”(上层路线)确立儒教为国家宗教,并通过建立“中国儒教会”(下层路线)推动民间社会儒教化。在政治观上,力倡“政治儒学”,提出“王道政治”说,设计了“儒教宪政”方案,即“太学监国制”代表“道统”,“虚君共和制”(以“衍圣公”为王)代表“国统”,“儒教司法制”代表“法统”,“议会三院制”代表“政统”,“士人政府制”代表“治统”。其中,“议会三院制”,即由精通义理的儒者组成“通儒院”体现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由历代圣贤名人的后裔组成“国体院”体现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庶民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庶民院”体现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在政治学界引发激烈而又广泛的争议。不难看出,蒋庆顽固坚守“中国性”,全盘复古儒学,且居中而立、不左不右,对同为“西学”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都保持着最大的警惕和最远的距离,因此可视为“儒家中派”。

    陈明——“儒家右派”。陈明中国哲学专业科班出身,创办《原道》辑刊且坚守二十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代表作有《儒者之维》、《文化儒学》、《儒教新论》等。其治学特色是融会中西,其儒学复兴方案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在体用观上,提出“即用见体”,既反对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中体中用”,也反对全盘西化式的“西体西用”,主张“法圣人之所以为法”,在当下情境中体会和证成“道体”,吸纳一切有利于表达国族及个人生命的文化为儒所用。在儒教观上,提出“儒教公民宗教说”,反对儒教国教说,主张政教分离和宗教平等,认为应尊重公民个人选择,使儒教在私人领域发挥租用,把儒教建设成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平等竞争的一员,并借助儒学作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天然优势向公共领域逐步拓展。在政治观上,主张“文化儒学”,认为文化是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最大公约数,强调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强相关性,主张中国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须由儒学评判和支撑,而儒学的发展目标也有必要通过优化政治结构来实现。不难看出,陈明的儒学复兴方案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与“西学”特别是自由主义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陈明自称“在儒家内部是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阵营是儒者”,因此可视为“儒家右派”。

    康晓光——“儒家左派”。康晓光早年学习自然科学,后研究中国国情,继而转向儒学,并一直从事非政府组织(NGO)与非营利组织(NPO)研究,代表作有《仁政》、《阵地战》、《中国归来》等。其治学特色是以实证研究见长,其儒学复兴方案冷峻犀利、惊世骇俗:在体用观上,主张“中西合璧”,即要在“体”与“用”两个层面实现“中学”与“西学”的融合,同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儒教观上,提出“儒教国民宗教”说,认为历史上儒学政教合一的国民宗教,当下复兴儒学就要使其成为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宗教,包括儒学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公务员考试考儒家经典,国家将儒教法定为国教等。在政治观上,提出“仁政”说,认为当下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结成的“精英联盟”,对大众构成了赤裸裸的盘剥,且严重依靠粗放型政绩和粗暴型维稳进行统治,政治合法性十分脆落。改革方案是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走由儒教提供政治合法性并融合“仁慈(父爱型)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等多重要素的“仁政”道路(第三条道路),“儒化”权力和社会,确立儒学“文化霸权”,并以“文化民族主义”姿态参与全球软实力竞争。康晓光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既虚伪又无效,而当下官方(社会主义)权力转移已接近儒家主张的“禅让制”和“选贤与能”,接受“仁政”方案更有利于其进一步巩固自身政治合法性,因此可视为“儒家左派”。

    除上述“大陆新儒家”的儒学复兴方案外,以秋风(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儒学”和以丁耘(复旦大学副教授)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儒学”也颇具声势。秋风从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yon Hayek)“自由秩序原理”中发现文化传统对于构建社会及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因而开始回归儒家,将自己界定为“追求自由的儒者”,主张以儒学融会自由主义,并回溯和借鉴“现代(海外)新儒家”张君劢起草民国宪法的经验,提出系统的“儒家宪政”方案。同时,秋风认为儒家是一种“人文教”,通常借助其他宗教发挥自己的宗教功能,并在历史上形成一种“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文化宗教格局,因此反对任何形式的“儒学宗教说”。丁耘则通过对“现代(大陆)新儒家”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道统观及哲学观点的分析,得出儒学天然就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结论,因此“新中国道统”是“儒家道统”自然而又合理的发展,并据此提出自己的“儒家社会主义”观。丁耘的主张与香港学者甘阳的“新通三统”,即融合“孔夫子的传统(儒学)、毛泽东的传统(社会主义)、邓小平的传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为一体的“儒家社会主义”学说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丁耘并不像甘阳那样认为“儒家社会主义”是儒学和社会主义的简单叠加而已。

    此外,还有一些“体制化”程度较深的儒家学者,如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陈来(清华大学教授)等人,其学术色彩更为浓厚,较少提出系统的儒学复兴方案,但在儒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而张祥龙(山东大学教授),一个将太极拳打得行云流水般的儒家学者,则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区”的主张,认为儒学衰落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但可借鉴“一国两制”先例和“特区”举措,划出一块方圆约百里的特殊保护区,采纳儒家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终生乃至世代传承儒家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维持其与世无争而潜润人间的境地,进而为人类提供一种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难所,为未来人类文明提供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大陆(当代)新儒家”的“左中右”三派以及持“自由主义儒学”和“社会主义儒学”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论,积极与各大思潮进行对话和交流,且各有大批粉丝和拥泵,既彰显了儒门内部和儒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张力和无限活力,又为几乎所有的民间实践活动都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支撑,使大陆儒学复兴运动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良好态势。

    儒学的困境与前景

    尽管大陆儒学复兴态势良好、景致盎然,但其中亦不乏令人忧虑的地方,构成了儒学进一步复兴的诸多困境和挑战。

    首先,儒家缺乏思想共识。当下儒家派别繁多,虽同宗孔圣,但主张不一,往好处说是“各有孔子之一体”(孟子),往坏处说则是“各执儒学之一隅”(荀子曰:“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可谓是互有长短处,各有优缺点。比如,以蒋庆为代表的“儒家中派”,被视为儒家的“顽固派”,其捍卫儒家道统、恢弘传统儒学的长处固不待言,但其“左右开打”的坚定立场,容易使儒学成为中国各大流行思潮的“靶子”。以陈明为代表的“儒家右派”,被视为儒家的“开明派”,其吸纳和会通“西学”长处为人称道,但其“即用见体”的实用特色,容易使儒学流为西学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注脚”。以康晓光为代表的“儒家左派”,被视为儒家的“策论派”,其对中国危机的精确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但其“诱君入道”的功利做法,容易使儒学流为社会主义的“工具”。总之,“大陆(当代)新儒家”各不相同甚至彼此抵牾的思想主张,虽是儒学展开丰富性的体现,但也表明儒家阵营尚缺乏基本的思想共识——思想分歧无可非议,但社会实践尤其是国家发展不能没有共识。

    其次,儒家缺乏政治经验。儒家主张“以政为大”,认为政治是“家国天下”运转的中枢和基点,故向来不仅提出政治观点,设计政治方案,而且积极参与实际政治,努力使政治按照儒家导引的方向发展。以西汉王朝为例,儒家参与实际政治的途径大体有三种:叔孙通的途径,通过为汉家制定仪法而使儒家在政治中小露头角;公孙弘的途径,通过饱读儒家经典、蔚为布衣卿相,开创儒家实际参与政治先河;董仲舒的途径,通过阐释义理和恢弘大道,推动汉武帝“复古更化”和“独尊儒术”。就此而言,历史上的儒家最富有政治经验。但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全盘失守,而现代政治举步维艰,“政治焦虑”(或“制度焦虑”)成为各大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学派的最大焦虑。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儒家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以至于今天的儒家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参与现代政治的机会和条件、经验和素养。相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以及国内外,“左、右”两派都有参与实际政治的丰富经验和可循案例。这意味着,儒家的长项变成了短板,并在参与实际政治方面出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第三,儒家缺乏支撑资源。在历史上,儒家几乎掌握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部资源,并用于支持儒学的研究和教化,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慈善等各领域几乎无一例外。近代以来,儒家不仅无法再掌控这些资源并用于自身建设,就连自己传统的道场或财产,如孔庙、书院等也被有司所把持,用于展览、旅游以及大量的商业化活动。时至今日,民间儒学复兴实践活动基本靠个人兴趣爱好维持,儒家学者出书则要靠募捐——但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家基于“暴富”特色和“理性”判断,要么还没有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要么更倾向于支持与“西学”有关的文化活动。官方的确越来越重视传统和儒学,但因其回归“中华道统”的情势尚不明朗,所以连归还儒家传统的财产都有困难,遑论动用国家资源支持儒家了。目前,儒家所能动员和使用的最大资源就来自网络,中国儒教网、儒家中国网等颇具影响的学术网站,成为展示儒家思想主张和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阵地。正因如此,儒家描绘的未来蓝图有时很像一个“虚拟社会”里的“乌托邦”。

    结语

    不过,虽然大陆儒学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毕竟复兴的大幕已经拉开,春天已经到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能否上演一场精彩的儒学复兴大戏,使儒学再度成为中国思想舞台上的主角,既有赖于“大陆(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能力,也有赖于各种因缘的风云际会。从长远来看,薪火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古老儒学,必将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超越左与右和中与西的第三条道路,再造中国成为一个“文化中国”、“礼乐中国”、“儒家中国”。

    而对于每个身处儒学复兴时代的中国人而言,都有必要深味韦伯(Max Weber)说过的一句话:“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我们,正处于接续中国之前数千年文化和未来数千年文化的关节点上,能为儒学复兴做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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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4-04-19 21:33:25.0)
    国家恢复“中华道统”的情势尚不明朗---说对了,以现在的气候和大势来说,的确尚未到恢复道统的时候。至少要在社会上形成比较广泛的共识,那时国家政治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自然而然会将此题上议事日程。至于如何形成社会共识,还要看学术机构如何推广儒学。如此文所说属实,那儒家道统的恢复,离成气候还差老远。 儒家没有本体,以人为本,以仁立根,这套理论真的还要挨揍。儒家往本体方向走,往哲学化的存在论方向走,是在宋明理学。尤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为精。死抱先秦儒家,要吃药的。中国其实没有哪个皇帝信儒家,都信道家。儒家只是一杆枪。 求根本要学道家,国家也要根本。至于如何用,儒家如果修正的好还能拿来用,如果只是如此文所说的话。。。。。
新法家网友(2014-03-20 10:04:24.0)
    请问这位哲学博士,你读过几本中华文化的原典?也就那几本儒书吧?你知道中国百家文化源于道家吗?你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如果中国复兴的只是儒家文化,那中国还得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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