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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汇寄] 2013-11-29
 
 
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几乎一切都是由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物质文明塑造的——从头顶上的电灯到眼前的电脑,从我们的娱乐到我们的医疗,都是这样。那么,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最高阶段还需要任何怀疑吗?
 
如果单纯从物质方面来衡量,西方文明目前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问题是,人类文明除了物质方面,还有精神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诸多方面,现实世界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过去五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西方物质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危险。
 
2013年9月14日,台湾《自由时报》报导说,由英美顶尖科学家组成、英国前皇家学会会长芮斯领导的“剑桥生存危机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简称CSER)列举了各种可能摧毁全世界、危及人类生存的灾难事件,包括:核战争、陨石撞地球、网络攻击、生物恐怖主义、食物短缺、流感肆虐、杀人电脑、气候剧变等等,而这一切皆源于人类自身;芮斯感叹:“影响人类永续生存的最大威胁是人类本身。”(参阅雅虎http://tw.omg.yahoo.com/news/%E7%A7%91%E5%AD%B8%E5%AE%B6%E5%88%97%E6%9C%AB%E6%97%A5%E6%B8%85%E5%96%AE-%E6%9C%80%E5%A4%A7%E5%85%83%E5%87%B6%E4%BA%BA%E9%A1%9E-221045232.html,访问日期2013年9月18日)
 
不难看出,物质文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人类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去控制这把双刃剑,在笔者看来,这种智慧是单纯的西方文化所不能胜任的,需要汲取主要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进而言之,就是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近代西方文明有太多不足之处——它的生活方式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它的世界观有严重的缺陷,它的逻辑体系有太大的局限性——而中华文化正好补这些不足。
 
                 一、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
 
先说生活方式。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将人类物质文明推向了极致。人们发现,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二十世纪兴起的消费主义不过是物欲放纵的最高形态。在那里,物质上的成功,而非道德的成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广告、信贷、艺术……,社会中的一切都为刺激人类的物欲,满足人类的物欲而存在,而人的本性,生命需要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被严重忽略了。
 
当物质世界塑造了人,人也被物化了,人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符号化的生产要素。
 
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先进、时髦,现代,但它却与人的本性相违背。因为人本性清静,复归这种清静本性,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美德与快乐,人类若跌入“刺激物欲-满足物欲”的陷井不能自拔,其结果只能是战争和毁灭。这不是故作耸人听闻的说教,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上面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通智——笔者注)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通智——笔者注)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通智——笔者注)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人类清静的本性因为外物的刺激才起作用,形成善恶美丑诸观念。若人能不节制这种外物的刺激,最终将不断追求声色犬马,成为外物的奴隶,即上文所说的“人化物”,“灭天理而穷人欲”。于是人们就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互相剥削,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大乱。
 
读者诸君试想,这不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现实吗!竞争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美德,欺骗已经渗透入学术本身,剥削则在相当程度的国际化了,且多以金融这种温情脉脉的形式……
 
那么人类该如何正确的生活呢?就是遵循礼义之道。《礼记·乐记》的作者接着写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文意: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乐,让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的哭泣,是为了节制丧礼;钟鼓干戚的歌舞,是为了享受到适当的快乐;关于婚姻和冠笄的规定,是为了使男女有所区别;定期举行射箭比赛和宴会,是为了实现正当的社交活动。用礼来节制民众的心志,用乐调和民众的情感,通过政令使民众遵行礼乐,运用刑法防止违背礼乐的行为。礼、乐、刑、政,四者互相通达而不违逆,就具备了治理天下的正道。)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礼乐来节制民心,使之不致为物所化,重归天性、天理——这是王道政治的基础,是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
 
传统中国社会是用礼义之道来调节公私生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传统西方社会则是用宗教达到同样的目的。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有这一切都被物欲主义吞没了,物化的人类犹如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它只能最终失控,自身毁灭。
 
在中国文化中,先贤称不遵循礼义之道的社会为夷——那不是一种文明的社会,而是一种野蛮的社会形态——与古代蛮夷相比,除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西方文明与之有何区别!
 
                      二、“典型的欧洲痴呆症”
 
除了与人类本性相违背的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还流行一种有严重缺陷世界观,即将世界截然两分,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部分:或分为理念世界、现象世界,或分为人的世界、神的世界,或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李约瑟称之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症”。[1]
 
中国人整体的、有机的世界观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欠缺。李约瑟总结道:“依照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概念,宇宙是在自发的和谐之中,现象的规则性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当权者,相反,自然、社会和天国中的这个和谐发源于这些过程中存在的平衡,这些过程是稳定的、互相依存的,并在非一致的和谐中彼此共鸣。”[2]
 
西方的世界观与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现实是相违背的,这会导致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的排他性和狭隘性。
 
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是西方社会长期缺乏天下观念,地方、民族本位主义盛行,政治上始终没有实现大统一,也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直到今天,西方大国仍然主要采取联邦制的组织形式。
 
而中国早四千年前在大禹时代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大统一。据记禹的功绩《尚书·禹贡》载,当时的礼乐之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里的四海也包括夷狄。《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当时维系天下秩序的不是西方徘他性的殖民统治,而是包容性的“五服制”。《尚书·禹贡》描述说: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国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连秆的禾;二百里的,缴纳禾穗;三百里的,缴纳带稃的谷;四百里的缴纳粗米;五百里的缴纳精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担任国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担任侦察工作。)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三百里的,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保卫天子。)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要和平相处;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维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进贡与否流动不定。)
 
    西周祭(音zhài)公谋父在谏穆王征犬戎时总结道:“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此处《尚书·禹贡》为“绥服”——笔者注),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
 
    祭公谋父还指出,欲维系天下的五服制,首先要“增修于德”,只有这样才能使“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单凭武力是不行的,所谓:“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他接着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属甸服的供日祭,属侯服的供月祀,属宾服的供时享,属要服的供岁贡,属荒服的有终生一朝王的义务。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贡和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之礼都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义务的,天子就应内省自己的思想;侯服有不履行月祀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号令;宾服有不履行时享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法律规章;要服有不履行岁贡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见天子义务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依次做了上述的内省检查后如还有不履行义务的才可以依法处置。因此,才有惩罚不祭、攻伐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告谕不朝的各种措施,才有惩罚的刑法、攻伐的军队、征讨的武备、谴责的严令、晓谕的文辞。如果颁布了法令、文告后还有不履行义务的,那就再一次内省自己的德行但不轻易劳民远征。正因为如此,近处的族群才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族群也没有不信服的。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国际政治,中国文化皆以内省、内养为本,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品格。表现为,其在国际政治上讲求协和万邦,反对侵略。所以中国版图数千年来的扩大,大体皆是由于抵御强敌,自然形成的,而非出于主动侵略。
 
     西方政治品格与此相反,他们常常站在一己私利的基础上(比如为了石油资源),将对方说成异端,招集盟友,党同伐异,这是当代国际政治极其危险的主流——我们不得不警惕!
 
    “典型的欧洲痴呆症”投射到学术领域,则表现为西方学界随意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其他文明,只要与之不同,就会被加上传统、落后、异端的标签。十九世纪是西方现代人文学术形成的时期,这种思想是殖民者的普遍心态,早已融入了西方学术的基因。
 
    中国以礼乐教化节人欲,西方以宗教节人欲,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习俗不同,但在许多西方人眼里,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却成了他们拯救的异端民族。
 
    中医与西医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尽管有数千年的实践,仍被称为“不科学”的。
 
    中国代表整体利益、中立的中央政府,因为限制利益集团和党争,就被称为东方专制或军政权独裁下的威权主义。这些词皆具贬义。
 
    西方狭隘的学术观念,动不动就以科学自居,视其他学术范式为异端,与中国学问之道——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语出《礼记·中庸》),其宽容性相差何止千里。
 
    试看今日之中国,重经验知识积累的西式大学垄断一切,而重道德修养(尊德性,语出《礼记·中庸》)的中国教化不绝如缕。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电脑已经具备超强的信息存储和信息加工能力,以尊德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学术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人生修养比知识技能更为基础、重要!
 
             三、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并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
 
    “典型的欧洲痴呆症”投射到逻辑领域,就是两末之议在西方文化中盛行,其后果不仅浪费了大量人类智力资源,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什么是两末之议呢?就是在论述事理时采取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取事物的两个极端展开论述,穷诸玄辩,远离中道。比如颜色,只论黑白,而忽略宇宙间的五光十色;再比如政治,只论尧舜、桀纣两个极端典型,而忽视现实政治中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形态。《韩非子·难势》写道:“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饴糖和蜂蜜——笔者注)也,必苦莱、亭历(两种苦味的草本植物——笔者注)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事实上,西方逻辑学有太大的局限性,其形式逻辑的最基础规律同一律本身就是有严重的问题,因为“甲是甲”或“甲等于甲”只有在排除了现实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时,才是正确的,否则永远不可能成立——同样是一个人,幼年时他(她)和老年时的他(她)不可能定义为同一的。换言之,只有在时间与空间割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
 
    这导致西方逻辑多适用于静态简单的事物,对于动态复杂的系统则难以适用——因为动态复杂的系统很难剥离时间一维。
 
    中国古典逻辑名学不是这样,它特别强调概念的历时性,即“异时”。《墨子·大取篇》有:“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文意:过去考虑,不等于现在考虑。过去爱人,不等于现在爱人。)
 
    《经下》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经说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文意:考察任一事物之所以如此,以及之所以不如此的原因,可以从“尧善治”这一命题推导出来;“尧善治”这一命题的得出,是从今天的情况出发,考察古代的情况,指尧善于治理古代;假如从古代的情况出发来考察今天的情况,就不能说“尧善治”,因为“尧善治”不是指尧善于治理现代。)
 
《经下》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 《经说下》解释说:”‘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文意:“尧是仁义的”,是今天所说的话,这句话指的实际则处于古代,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论证的理由是“尧是仁义的”这一命题涉及语言和现实两个方面;“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所指的现实则是处于古代。)[3]
 
关于名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对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正名:中国人的逻辑》[4],第8~10页。
 
西方逻辑过于不完备,特别容易陷入形式上完美自恰,本质上“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泥潭。也使建立于其上的学术理论常常远离现实,甚至直接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他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二十世纪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
 
    西方有形的物质文明值得学习,并不意味着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也值得学习;中国科学物质上一时落后于西方,并不意味其他一切方面皆不如人。盲目学习他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烺,音lǎng;1889-1951年)在1934年初版的《欧化东渐史》一书开篇就写道:“中国与欧洲文化,有形上及无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风俗,饮食起居,各自其数千年之历史展转推演,而成今日之状态。东西文化孰为高下,诚不易言。但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中国与欧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行之西洋则有效,而行之中国则大乱。各种思想与主义,无非为解决民生问题。而勉强效颦他人,使国中发生数十年或数百年长期乱事,自相屠杀,血流漂杵,人烟断绝,以至国破种灭。吾人何贵乎效法此种主义耶?依此种情形观之,欧洲之无形文明,各种思想,各种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优于中国固有,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怀疑矣。”[5]
 
    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如张星烺这样了解东西文明交流史,并理性看待此一问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国家危难,全盘西化的滔滔浪潮冲击之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如何将之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在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人类目前已经掌握太多自我毁灭的能力。
 
任重而道远,同志者——努力!
 
注释:
 
[1] 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2]同上,第85页。
 
[3] 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18~619页。
 
[4]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5]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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