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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作为制度的皇帝(中) 
作者:[苏力] 来源:[《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2卷(2013)] 2013-10-14

  三、精英政治的要件

  皇帝制不但是古代农耕中国政治治理唯一可行的宪制形式,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即便皇帝专制,却从来也不是皇帝一人统治,相反皇帝在中国一个是组织起来的科层化精英官僚政治中的一个构成要件。这不仅意味皇帝本人有时就是,甚至是其中最核心的,政治精英之一;而且即便平庸,有时甚至是昏庸的皇帝,也仍然是古代中国精英官僚政治的必备要件之一。换言之,在古代中国,若无皇权,不围绕皇帝,精英政治就没法组织、运行和没有保证,甚至政治会高度不稳定。

  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政治只是指出了“劳心者治人”这一政治规律,但精英政治本身却并非一种宪制/政体,也不是一种国家、国家权力以及政府机构的组织形式。古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要求有皇帝作为制度的基本前提或保障。

  这首先还是有关古代中国的原始构成。农耕中国由无数家庭、家族和村落这样的各自分散孤立的小共同体构成,不构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种政治和文化的构成,令当时所的有精英在很大程度上都首先是其故乡当地的精英,由于生活环境和交通通讯的限制,即便他们有足够的才华,却也没有渠道将自己自动转化为全国性的政治精英——想想,在古代中国,没有其他通讯工具,他如何可能获得其他地方的精英和民众的普遍承认?因此,在古代中国,每个政治精英,事实上都首先或是依照国家的政治标准选拔获得了晋升,或是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有全国意义的政治社会实践,获得政治权力中心关注,然后才可能成为并被社会认可,成为属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而古代中国并没有其他超越地区的政治、经济组织机构或个人,唯一可能代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只有皇帝,也只剩下皇帝;并且也只有皇帝这样一个人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并在社会心理上可接受的统治者,而抽象的议会或宪法则都不可能是。[34]

  在这种条件下,不附着于皇权,不参与皇权,一个人即便素有大志,也不可能成为政治精英,更不可能被接受为全国的政治精英。渭河边直钩垂钓的姜子牙必须等到了周文王,才成为精英,否则就一渔翁!管仲跟错了人,就进了监狱,只因鲍叔牙举荐,获得公子小白的重用,方得以名满天下!而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特别是接受了刘备的邀请,就不可能有“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只有投身于一个事业,才可能令一些有才能的读书人从一个乡间才子转变为对于这个国家民族有意义的政治精英。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开国皇帝,若是用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今天翻译成企业家的那个entrepreneur;他代表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即便这个事业会有失败。

  不但政治精英需要,而且精英政治也需要,皇帝制。即便分享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个人品行也不差,但自古以来“文吏自爱”,许多精英往往缺乏承担政治责任的勇气,因此需要政治领袖人物的决断。[35]有时,这种自爱还可能太过,太注重个人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36]许多政治文化精英常常无法自组织,相互间很难合作和取长补短,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而才华、智商和远见卓识,这些好词,也不自然导向精英之间有效和成功的合作,相反,这些能力更容易令精英间龙争虎斗,敏感、矫情、激烈、不妥协,因反思能力强而更容易越出得靠习惯和本能遵守的那些道德底线,[37]甚至会有你无我,不共戴天。所谓“文人相轻”,所谓“瑜亮情结”,以及“窝里斗”的说法,都是中国人对这类现象的经典概括。也不是没有“管鲍之交”的佳话,但这个佳话本身也只能和必须止步于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一山不容二虎,“既进管仲,‘鲍叔牙’以身下之”,之后的历史记录上就不再有鲍叔牙什么事了。[38]参透人生的孔子,因此,对道德上优秀的精英(君子)的最佳相处状态也只要求“和而不同”。[39]这一点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不鲜见。典型如孙膑与庞涓,李斯与韩非[40];后世著名的如王安石与司马光,王安石与苏轼等等。[41]现代作家圈子中周扬与胡风,周扬与丁玲、冯雪峰[42]等都一再例证了这一点。后世精英读史时屡屡感叹,只是一旦置身其中,又鲜有醒悟。乃至于反叛的王朔以看似不讲理,其实是沉痛地,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受迫害”这个最大神话不过是“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打架”。[43]

  这也并非中国独有。从经验层面看,这更像世界各地政治文化精英自觉且不懈追求的普世价值之一。[44]西方历史上,无论是雅典,还是后来的罗马,其衰落无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与其内部无休止的党争内斗有关。[45]后世的美国政治家麦迪逊曾结论说“党争的起因植根于人性之中”,因此无法消除,除非毁灭自由;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控制精英内斗的后果。[46]尽管如此,甚或恰恰因此,作为精英的麦迪逊本人就没法同另一位精英马歇尔“合作”,因此留下了为后世法律人激赏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以亚当斯/马歇尔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与杰弗逊/麦迪逊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之间,充分运用公职追求党派利益,在这里几乎达到了极致![47]

  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精英之间的这种竞争有可能更为激烈。首先在农业社会,政治文化精英的出路就没有多少选项。不大可能商业,社会地位太低——中国俗话历来是“富不如贵”,而且各种风险太大。也不大可能文学——农业社会就没多少人识字,也不需要多少文字,写了诗文——和今天一样——也就只能给其他诗/文人看,相互欣赏;即便有李白杜甫那水平,如果没有家产,没人养着,就必须当个官,才有碗饭吃。也不可能学术——农业社会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那么多问题研究,要吃饭,也就只能当个乡村私塾先生;即便只是想给人写封家书或是当个账房,在一个人口流动极少的农业社会,这类需求也不多。因此,如果某位读书人有一分政治文化的天分,最好的出路,能出人头地的,就是学而优则仕,修齐治平;这就需要一个事业,一个可以附着的政治力量。

  但如果每个精英都这么想,这个国家也会很危险,这个社会就可能不太平。因为这样的精英太容易(或是被朝廷怀疑)为各地的政治野心家和割据势力利用——淮南王刘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8]并且在各地野心家割据或试图割据的格局下,越是精英参政,越多的精英参政,并不会缓和矛盾,弱化冲突,而也许只会是增加政治竞争乃至战争的激烈和残酷,从而生产的是一种公共恶品(public bads),而不是公共善品(public goods),最多是智力、才华的相互抵消,而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正产出。而要避免这种才智的浪费,这就需要一个把天下精英都纳入制度的机制,才能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因此,历史上才会出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故事,并成为后世理想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的理想。[49]由此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唐太宗看到众多进士参加科举考试时,会高兴地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50]

  但众多精英聚到一起,最理想的状态,最平安的时候,也只可能是孔子说的“和而不同”。不说每一个,至少很多,精英都趋于自视甚高,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想一次性获得甚至垄断政治决策者的信任,还都想进入核心圈子——喜欢前排就坐,成为君主的主要的甚或唯一的建言者,至少也是所谓历史的见证者。姜太公、诸葛亮的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精英的那种“舍我其谁也”的心理。但也正是这种自负又往往使得精英间,尤其在和平时期,内斗是常规,合作反倒是例外。如何促使和保证最起码的合作,确保合作的收益最大限度地超过内斗的消耗,这就成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精英政治操作化和制度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说理和论证不可能化解麦迪逊说的根植于人性的这种倾向。第一不效率,至少许多政治时候需要的是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论证和说理反倒可能引出不良后果甚至灾难;[51]第二,有大量的研究和分析表明,理性的辩论和论证,并不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会趋向达成一致,真实的结果常常趋于激化矛盾。[52]第三,民主制也并非基于理性的说服,其基础事实上就是表态,不给理由,以点人头代替打破人头的方式来解决分歧。[53]因此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唯一务实的制度性解决措施反而是皇帝制。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唯一的消费者,所有政治精英都全力向皇帝推销自己——“批发”,或是推销自己的某一具体政策主张——零售,由皇帝来选择和决断。这就是刘邦所谓“将将”,而非“将兵”的问题,由此产生了老庄的君王南面之术,需要“法”“术”“势”的结合。

  在皇帝制下,当皇帝的可以是精英,但不必是精英。但从制度来看,皇帝的最根本、最重要责任从来不是让自己成为另一个姜太公或诸葛亮,甚或更为高明,他是要通过自己掌握的最后决断权而成为精英的核心,使精英们围绕这个决断权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合力,而不是一群只能单打独斗的武林高手,要通过群体的合作创造一个目标明确有效率的精英政治,而不是停留在一群相互矫情为真理而斗争并只对真理低头的政治精英。这就是“将将”,民间说法就是“用人”;而用人则包括了用和不用,大用和小用,一时冷落、暂时冷藏、永远弃用甚至还不让别人用,包括在某些具体事项上用等;这也包括允许精英适度争斗,但不得过火,不得误了正事等等。

  因此,皇帝制是精英政治的必备要件,只是说精英政治的运转必须有皇帝的参与。精英政治的运作可以没有某个即便是天下第一号政治精英,却不能没有皇帝。即便有再多的精英,没有皇帝和皇权的组织和约束,也没有精英政治,整个国家的政治还是可能脱轨,还一定会出现党争,内斗,甚至内战。这可以从另一层面来理解为什么古人说“国不可一日无君”;[54]在确保政治权力有效运转的意义上,同样是“乱莫大于无天子”。这里的“君”或“天子”或“皇帝”都不是某个具体人,而是整个国家精英政治的制度要素。中国的皇帝制其实是一种官僚政治的组织方式,在很多时候,就是韦伯讨论的理性的政治或法理型的统治,[55]非常类似今天的法治。

  最后,政治精英对皇帝还有一种微观层面的制度依赖。就政治的特点而言,即便有法治的稳定性,甚至在采取了文官制度、区分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现代国家,为保证政策法律与时俱进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也必须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出现“X朝元老”现象,若不是皇权偏弱,就一定是因种种原因皇帝更替过于频繁。在皇帝之下,子继父业,一般每代皇帝会在位大约20年上下,甚至更久,这就令皇帝制比任期最长的定期民主选举制[56]也更为稳定,而这会为已进入体制的绝大多数精英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期待。

  这个期待对于古代中国政治精英非常重要。在现代民主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对担任政务官的政治精英不是大问题。政权更替后,前一届政府的精英离开政府后,完全可以进入商界、学界,或是以其他方式继续呆在政界,继续参与政治。但对于古代中国进入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政治精英来说,一旦从政,除非到告老还乡之日,持续从政就会成为其从政的目标,若是家中没有五斗米他就一定会为那份五斗米的俸禄折腰,即便真的很不开心,也只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不是他们卑贱,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资本或技能都是专用的,很难转移到其他职业,转移了也无法保证自己和家庭有相对稳定优越的生活,更何况当时社会也没有多少其他职业来接受这些政治精英转岗。这种非常有限的市场,加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都使得——极少数精英自信皇帝更替自己会飞黄腾达者除外——绝大多数政治精英趋于保守,不希望皇帝更替频繁,不希望政治体制变动重大。

 这种源自渴望稳定预期的保守未必不利于古代中国。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即从“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语)的原理来看,稳定的预期会促使政治精英有更长远的安排,依据韦伯的理论,也一定会促使他们的行为和政治都会更理性,更负责任,更少机会主义。[57]就此而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可以预期,并且历史上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长期稳定的皇帝制/君主制反而可能比民主制更能促成精英政治。民主制不但容易产生不利精英的反智主义,想想苏格拉底之死,而且民主政治的更迭频繁还趋于政治的高度机会主义,直至可能导致政治的极端流氓化;其中的道理就是孔子早就指出的:正直的政治精英一定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58]政治预期不稳定和高风险往往逼退的是更为正派体面的政治精英,推出的更会使卑劣、敢冒险且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家——这就是中国历来有“乱世枭雄”说法的道理。

  而这也再次表明在中国古代的精英政治中,尽管皇帝附着于某个人,但这个职位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它是中国古代精英政治的构成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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