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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感于弘农书院的学习 
作者:[胡忠超] 来源:[作者惠寄] 2013-08-29

     我在灵宝市弘农书院学习期间,终于想明白一个道理,即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却不能用道来光大人。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古往今来,对“道”的发扬光大,乃人的天职,亦是文化事业的天职。宋代湘人周敦颐尝言 “文以载道”,而书又是“文”的载体。反省我们自身,是远远地做得不够,或说做得并不合适。努力在社会中做一个真、善、美的人。

     一般情况下,文化的样式是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人的文化观念二组合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总体样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的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发展而成的农业文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样式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农业文化中的人的价值观是吃苦耐劳,安土乐居,正如商业文化需要精于计算,游牧文化需要勇敢剽悍一样。农业文化就势必会产生安于现状和保守稳重的思想,势必有恋家及恐惧竞争的心理情结。因此,追求恬静安逸的精神境界是农业文化的必然。在此基础上,民族文化得以形成,国家文化得以发展并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然而现在,远离都市的人,时常为生计而蹙眉辗转四处奔波,而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人,在高楼林立的怀抱中,却常常处于一种被高度扭曲的精神状态。街头的一片喧闹杂噪中,谁还能做到“花鸟知己”,如何去陶冶身心?如何去提高生活的质量?我们那和谐而有张力的生命状态有何时能在现呢?

    我们从历史中发现,在农业文明遇上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发生了极大的价值观念的碰撞,这是人心思变的的必然趋势,生产关系的改善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由于社会分工的过快而引起社会结构剧烈改组,同时道德规范的发展又没能及时跟上,致使社会调解发生故障,无法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又不能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欲望和行为,造成了社会失范,鉴于此完善道德规范和社会机制,恢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秩序任重而道远,文化的复兴则是这一任务得以完成的根本保障。

    有的解构主义者则企图对人的理想、人的准则、人的生存价值以及人道主义进行解构和颠覆。认为伴随着作为“生产机器”的人的死亡,作为“消费机器”的人也注定要走向死亡。人道主义只是“被作为一个幻觉、一个信仰的产物”。作为其合理的部分,商品经济与商业精神一方面满足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开发人的欲望。它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必然是纵欲主义的,放纵的结果必然是疲惫不堪。所以,抑郁症、焦虑症和疲劳症是现代社会的文明病。但它在农业经济中并不适用,在播种与收获之间需要漫长的耐心的等待,容不得急躁。但农业经济也正在受商业经济思想的侵蚀,生态农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理想与希望的世界,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儒家文化衰微,出现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失调”现象,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态”,这也是现代社会伦常败坏,社会失范的重要根源。中国加入WTO后,现在也已经卷入到现代性世界的理性化铁笼中。中国以一种国际人道主义情结“宽以待人,严于厉己”的方式引进来,但外国人却“法外辞严地”对待中国的产品和商人,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外流,人才和商业资本更不计其数。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时,认为儒家思想是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因。这必然要求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那么儒家文化何以能适应现代化问题呢?有以下四点:(1)和平主义的倾向;(2)对农本经济观的客服;(3)政治的民主主义;(4)传统的人际关系。还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即:(1)历史、自然、人三者的调和;(2)家族集团主义的秩序和伦理;(3)德治主义与儒教经济伦理;(4)基于经济文化的社会统合性,并以此作为“儒教文化之现代发展”的重要依据(《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 韩国·金日坤)。 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伦“忠孝悌忍善”的观念反对战争、暴力,并追求所描绘的大同理想社会,深切的人伦关爱,普世的苍生关照,持久的人生关怀,深情的自然关注,坚定的原则关切等是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

    在此,我简述一下对国家、公司、NGO的认识。国家是最强大的组织,掌握一切资源,运用意识形态来控制一切,沉重的国家机器笨重而懒散,这给公司、NGO得以插足社会事业的机会。公司是效率最高营利组织,物质产业的成就已经蒸蒸日上,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与政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空间,因为文化能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理念和行为中揭露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中国则更多地是避而不谈,用主流媒体来引导社会舆论。中国目前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但它们在中国面临着太多的问题,资金,管理,政策壁垒。我写此段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日本、韩国式的儒学经济已经成为公司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中国是可以走这条道路的,政府和公司涉及不到的地方,且NGO又缺乏资金、管理、政策壁垒,中国关于NGO的法制有不健全,所以任何组织都要把文化当做自己生存的血液,并且要靠自身的发展取得资金的支持,管理人才的加入,社会责任的认同。

    人都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人群论是人类的天性,但群体的生活若要有序的展开,就必须要制定规则,且对规则达成共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如果规则以非民主的方式形成,可能从一开始就有利于规则的制定者,即使是以民主的方式制定出来也会由于分工与能力的差别,构成事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关系的双方处于不能沟通的敌对状态,他们互相把对方看做另类存在。如何正确地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以使情感融洽,社会和谐成为人们处理事情前的的一种思维习惯。古代表现为“礼”,近现代表现为“法”。礼、法自外作,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人们固然摄于礼、法的权威而服从,但只有人们真心意识到,并从情感上感受到礼、法的必要性,才能由对礼、法的强制服从化为对礼、法的自觉维护。这就要给它们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就要在社会范围内造成对礼、法的普遍认同的文化氛围,诗就当然地承载起营造这种文化氛围的重任,而言论自由在中国则是在政府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的狭小的空间里进行,文化产业的命运被扭曲为引领“消费经济”的一面旗帜,表面上风光无限,实质上内部矛盾已经激化的难以调和。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各种发扬文化的载体也会不断增加,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众受的教育也在不断丰富,而文化的复兴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途径,其对个人的教养和成才则是民族情结和民族凝聚力的根本保障。作为个人,我们都不能等待这个时机的出现,而要从现在开始,身体力行,为子孙后代和中华文明的延续而弘扬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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