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从50年代至6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看，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学还是比较客气的，提出从孔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整理，说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又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斥责得分外严厉。你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就你亲身感觉而言，毛泽东对孔子、对儒学究竟持何种态度呢？

    林克：儒家学派诞生于春秋时期，其创始人是孔子。日本学者井上靖写过一部《孔子传》，想来日本人民对孔子的身世多少知道一点。

    儒，最初是专司丧葬的人。因那时的丧葬有一套繁文缛节，非得精通此道者，才能司其职。到春秋之际，儒演变为以教书相礼为业的群体。孔子早年就是这两种经历均有的一个儒，但他不满足于教书相礼。而有志于以礼乐制度平治天下，为礼乐制度构建理论根据，并用之教化大众，助君王治世。他整理“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广招生徒，开大规模讲学之风，是将“六经”传授到民间的第一人，还做过短时间的官。在长期的整理典籍、为官治事、教育周游的生涯中，他建立了一套阐述礼乐制度的系统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伦理、教育、哲学思想，创立了儒家学派，是当时诸子百家之一。

    孔子的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由他底子汇篡的语录——《论语》之中。其主要观念，由“仁”和“礼”，以礼为人的行为的外在制约，以仁为遵循和实行礼的内在自觉；中庸之道，即遵循一定的准则，不偏不倚；天人观，即尽人事，听天命；大同理想等构成。

    但孔门的生徒甚众，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所以这由众人汇篡之作，其思想、观念很难说是孔子一人的。其内容相当庞杂，有些观点互相矛盾，而这种特征恰构成其多面性，适于解说世间纷繁的事物。儒学同时又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因而对修身养性、治理国家、领袖群伦，有极多可参鉴的至理名言。

    特别是自汉董仲舒倡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又经历了数代学硕彦的注疏、阐发、充实，其包容更为丰富，更具系统性，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正统学说。中国宋代有位大臣叫赵普，所学甚微，《论语》勉强看懂了一半，而谋事治国，井井有条，得“半部《论语》治天下”美誉。

    访问者：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经几代人完善、涉及面宽、包罗甚广的学说，虽说随着时光的推移，有很多腐朽的糟粕，却不应轻易否定。相反有卓识的、从事宏伟勋业的政治家，仍能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

    林克：正是如此。若鲁迅评价《红楼梦》，佛家从中悟出四大皆空，道学家从中看到诲淫诲色，历史学家从中品味出一个朝代的兴衰一样，君王们从儒学中搬用制度、意识的规范，关心国家兴亡的人臣从儒学中搜寻经世治国的方略，近代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却从儒学中领略出“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

    作为学识渊博、又历来主张古为今用的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注意从儒学中借鉴有益的东西的．

    40年代中，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抨击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立即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在1954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仍把孔子列为“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

    此时，毛泽东不主张轻易地否定孔孟。同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说：“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访问者：毛泽东具体赞赏孔子及儒学的哪些观念、做法呢?

    林克：我印象较深的是关于教育方面的。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即讲到缩短学制、在实践中学习等问题。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剑、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不是书法，是历史。他学会了文艺。”对孔子具有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才干，流露出赞赏之情。

    讲到古今教学内容对比时，毛泽东说：“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于思、孟子四大贤人。”而“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希望社会主义时期学校的教书育人、课程设置，参鉴孔子的经验。对孔子的因人施教，毛泽东也表示同意。

    当然，站在新的历史阶段看孔子和儒学，毛泽东是十分注意扬弃的。就在要求教育界借鉴孔子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

    毛泽东曾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辩证法的许多因素”，孔子的“观念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书信选集》)

    访问者：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学的否定，是在“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时开始的，还是更早一些?

   林克：前面讲到，孔子生在2000余年前，儒家学说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其中维护陈旧道统伦理的说教规范，其中天命论等非唯物主义的观念，自然是与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念格格不入的。对此，毛泽东历来持否定态度，非只在“文化大革俞”期间。

    首先，毛泽东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还要胜过孔子，即使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圣人。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孔于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的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只不过是贤人。

    我记得毛泽东还说过，对“过去不轻视不行，人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于是不行的……希望总是寄托在未来”。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一年后，毛泽东在谈及党的干部要读点反面的东西时，又把孔子同康德、黑格尔、蒋介石连在了一起，把儒学当作反面教材。

    特别是当有人用孔孟行为、儒学观念对毛泽东进行指责时，毛泽东在反驳中，往往对孔孟儒学作言辞激烈的抨击。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所谓“右派”言论，一一反驳。当谈及“君子群而不党”时说：“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公允地说，此时毛泽东对孔孟儒学的批判是适度的，而且颇有独到的见解。

    “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人在林彪寓所，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儒学的言论，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是把林彪与孔孟儒学联系起来，说过“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林彪也是啊！”“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如果我们回溯历来的非孔运动，就会发现，每逢历史转变当口，每逢革新思潮澎湃之际，孔孟儒学便会受到猛烈冲击。这显然与孔孟儒学崇尚传统理法、恪守原有秩序规范、主张中庸等特征相关。作为指引中国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不与带有上述色彩的孔孟儒学发生冲突。

    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当毛泽东思考如何汲取斯大林的教训，突破苏联模式，急于有更新的建树，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产生分歧，强调斗争哲学，以便其构想得以实现时，其与孔孟儒学的对立遂趋于尖锐。可悲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迷失了他往昔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否定孔孟儒学，这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