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优先发展，按照生产过程的需要，乃是一个必然要求，没有机器当然就没有工厂。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气机还在改进之中；钢铁工业在19世纪晚期之前，冶炼技术则相当原始。今天被某些中国精英吹得“玄而又玄”的工业革命，实际上进程非常缓慢，在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代，纺织业仍然是压倒性的主导产业。当时还堪称“先进国家”的法国，1820年仅有蒸气机39台，到1848年法国革命之前，整个法国合计有蒸气机5212余台。由于技术积累不足和剩余提取的困难，要支持一个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在早期先发国家里是不可能的。

　　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战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则是可能的，这需要一个外在的技术和装备供应基地。美国支持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其技术和产业基础就是二战期间急剧膨胀起来的冶金和机械产业的生产能力，是一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典型案例。

　　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意识到中国需要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这样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态势改善。换言之，是朝鲜战争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看到了扶持中国工业化的战略价值所在，看到中国的经济力量增强对集体安全的价值。根据毛东的个人感受，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才确立的。在一五期间，苏联不仅为中国提供了156个项目的援助，还发动东欧国家为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实际上也是仅仅限于改善中国的兵器工业生产能力，超出这一目标的援助实际上就超出了双方共同利益的限度，这是1960年赫鲁晓夫用非常手段终止对华援助的真实依据。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五一五协定”)。《协定》规定，对上述项目，苏联负责完成各项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在施工过程中给予技术援助，帮助培养这些企业所需干部，并提交在上述各企业中组织生产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1954年10月12日，苏联政府又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15个项目，中苏共签订了156个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本身是内部很紧张的情况下支持的，算是有一部分的无私。许多项目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规模常常也是全球最大之列，株洲硬质合金厂就是当时世界上四大合金生产工厂之一。武汉重型机床厂是亚洲最大的同类工厂。

　　因为有苏联老大哥作为外部技术和装备供应基地，中国初步具备了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外部条件。重工业优先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就是从搞“大项目”开始，而不是“小打小闹”的纺织业什么的，这必然就意味着有限的剩余要集中使用。

　　新中国提取剩余的第一步是通过土改政策，剥夺了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土改使得3亿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地租，然后国家再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方式把这一部分剩余集中掌握起来，这是新中国的工业化的可怜起点。

　　不言而喻的是，要把旧中国剩余流动“主渠道”予以彻底更改，“黄赌毒”要彻底禁绝，全部剩余要在正常的工商业发展轨道上流动。由于权力分配和社会消费容量，无法自动适应工业化要求，剩余由农业流向轻工业、再流向重工业的循环过程，需要人们的自觉引导，这是中央计划经济和综合平衡政策的客观基础。黄赌毒产业化是“自由贸易”的基点，这是利用人们内心深处的最强烈愿望，而重工业优先则着眼于长远利益，与人们的欲望、本能和即时消费愿望相反，这必然意味着要配套某种人为逆转“人性需要”的制度和舆论安排。

　　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笔者以纺织业为例做点说明。解放前80％以上的中国人，要依靠一辆纺车在家里解决穿衣问题，工业化要服务于妇女解放目标，显然要通过多建设纺织厂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定时间内钢铁和机器产出总是有限的，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多数人的穿衣问题，显然在建设纺织厂之前最好是先建设纺织机械厂，此前要优先建机床厂，在机床厂之前是钢铁工业，这样才可以实现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纺织厂最多这一目标，从而彻底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根据后来实施的结果，到1970年代中期，湖北省已经有黄石、武汉、宜昌三家大型纺织机械厂投产了，换言之，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已经完成了前三步，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到1983年城市和工业改革起步之前，中国已经取消了布票，全部中国人民都甩掉了手工纺车的目标，在重工业优先战略之下大约是用30年实现的。

　　要执行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很明显是剩余在短期内要优先投入重工业，减少了可以即时用于消费的资源，恶化了当前的社会分配关系，使之趋于紧张。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认同的话，政府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选择这样的政策的，所以重工业优先政策尤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对于分配关系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常常存在着美国政治学家卢逊－派伊所说的“认同危机”和“贯彻危机”，为了政治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政府总是倾向于向人们的当前消费需要妥协，选择一种得过且过的剩余和资源分配模式，无法以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战略选择。

　　只有政治上完全没有认同危机的强大政府，才可能把长远利益作为决策的优先目标。薄一波说山西的农民在解放前每年只吃两三顿白面，解放初一个月吃七八顿，在薄这个说法背后，说明新中国工业化的剩余提取强度，与民众的基本口粮需要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制度设计，本身就内含了要降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的交易费用，如果国家不是面对生产队而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要提取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就困难得多。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也可以看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引发的政治认同问题。

　　根据毛东的说法，解决认同问题还是要精英阶层放弃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只要是官僚精英群体不利用控制权牟取剩余索取权，中国人民就能够认同以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目标的政策，换言之，强势群体不过分提取剩余是弱势群体能够确信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键，认同建设的要点是民众对自身长远利益增加的真切把握。

　　我们都知道“亡羊补牢”的故事，这反映了人们在遭遇重大损失和牺牲之后，常常更加愿意承担高成本的改进措施。新中国是从百年屈辱的黑暗历史走出来的，列强的侵略和屠杀，使得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诉求格外强烈，新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背后，就是内涵着“安全第一”的选择。在苏联援助的156项中间，直接的军事和兵器工业项目就高达44项，其他许多能源和冶金项目，多数也是要优先与兵器工业配套。中华民族从百年屈辱中间走出来所凝聚的强大意志，以及由这个意志所确认的工业化和安全优先目标，毛泽东是把握得很好的，他在1952年和梁漱溟的争论中间，明确说“抗美援朝”和“工业化”都是“大仁政”，是反映民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而优先满足民众当前的消费需要则是“小仁政”。直到抗美援朝胜利之后的1955年，毛东还说要时刻考虑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不能麻痹大意。

　　中国人民的强大意志和共产党政权取得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新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战略的政治基础。

    文革起源于毛泽东与精英阶层的斗争, 文革终结于精英阶层的胜利。

　　根据后来的精英阶层对重工业优先政策的强烈反应，这个政策实际上不受精英阶层支持。因为重工业优先还意味着要优先培植本土技术和装备产业，轻工业要优先使用本国的技术和装备，本土开发的新产品进入市场早期总是“质次价高”，这意味着精英阶层作为第一批购买者，是要承担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费用的。在最终意义上，还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中国经济现实中间，本土消费水平和产品技术档次会与发达国家保持一段距离，精英们的消费档次要永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与本国的资源供应水平相适应。

　　换言之，重工业优先政策，在三个方面不利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一是为了解决新政权的“认同危机”需要精英阶层放弃剩余索取权，毛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出发点；二是压低了精英阶层的消费水平，三是精英阶层要长期承担本土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费用，为此精英阶层从其阶级本能出发，必然要反对重工业优先政策，这在1950年代就有表现，最近20余年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更是用尽一切心思反对这个政策。根据最近20多年的事态发展，大致上可以认为：除非是政府出面采取人为的措施，否则将无法保证中国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国家安全目标和本土技术成长目标。因为这两大目标与中国的精英阶层即期利益最大化方向相反，永远不会成为精英们的主动选择。